十三年前的今天 ——2013 年 2 月 14 日，恰逢正月初五，锡城降下当年第一场春雨，为情人节平添了几分浪漫情调；次年 2014 年，情人节与元宵节相逢，汤圆遇上玫瑰，美酒伴着咖啡，情人相守、家人团圆，成就了一段中西合璧、难得一见的“双节”佳话。
今 2026 年 2 月 14 日，情人节再度来临，农历却才至腊月廿七。往年的情人节多在春节之后，今年竟先于除夕而至，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情人节源自古罗马的舶来节日，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已难细考。只记得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2G 手机还是稀罕物，BB 机、小灵通方才面世，信息传播远不如今日迅捷。在我的印象里，改革开放初期，风从南方来，平安夜、圣诞节、情人节一类节日，先由港澳传入深圳，慢慢热络起来；至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从广东蔓延至内地，一时风行。
步入千禧年之后，这类节日渐渐变了味道。一些有权有钱者相互追逐攀比，更有公款消费推波助澜，借节日之名送礼往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行贿受贿、权色交易、包养情人等乱象一度甚嚣尘上，情人节被裹挟得奢靡糜烂，几近失控。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正是对这类歪风邪气的辛辣写照：“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道尽世相。
其实在情人节传入中国之前，“情人”二字在国人心中本带贬义，至少属于不便公开的隐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两个字更是极少提及。若说某人是另一人的情人，且确有其事，当事者至少一方会被斥为“坏分子”，遭受非议与批判。
从法律角度看，“情人”在婚姻关系中无法律地位，也不在法律调整范畴之内。在我理解中，旧时语境里的情人，多指情夫或情妇，并非正常爱情与婚姻的产物，故我国《婚姻法》《民法通则》中，从未出现“情人”二字。
可当情人节在民间流行开来，被普通百姓接受之后，“情人”一词反倒走样变味，甚至成了时髦的代名词。仿佛谁有了情人，不再是见不得人的隐私，反倒有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然夸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绝不会把恋人、伴侣、爱人称作“情人”。向亲友介绍时，已婚者称“老公”“老婆”，未婚者称“男朋友”“女朋友”，讲究些的便说“未婚夫”“未婚妻”，似乎不会有人以 “情人” 相称。
有人将“情人”解释成：“通常指与自己有情感联系的伴侣，可指恋爱中的男女朋友，也可指婚姻之外的亲密关系。”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文字游戏。
“与自己有情感联系的伴侣”，首先要分已婚未婚：未婚者，自有恋人、男女朋友之称；已婚者，所谓“伴侣”，若非婚姻之内，便是婚外之情，不是小三，便是二奶。
至于说 “恋爱中的男女朋友”谁会刻意称作情人？张口闭口称对方为情人的，多半本就无心婚嫁，只是玩弄情感而已。
我认为：但凡称“情人”者，多指婚姻关系之外的男女私情。理由有三：
一、从现行法律而言，“情人” 并无明确定义，通常指无婚姻关系、一方或双方已有配偶，基于情感、欲望或其他非婚姻目的建立的亲密关系。若双方均未婚，要么是正当恋爱，要么是玩弄感情，绝不能用 “情人” 二字轻描淡写、推卸责任。
二、情人关系并非法定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其极强的隐秘性，正是它与恋爱、婚姻最本质的区别。法律一般不主动介入，除非牵扯欺诈、侵权、财产、债务、子女抚养等问题，才会依法裁决。
三、情人必是双方情投意合，单向的爱慕只能算单恋、暗恋。若一方不知情、不回应，便不具备情人关系的基本要件，自然不能称作情人。
我已过了二三十年“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本不敢妄解 “情人”二字。今恰逢腊月廿七，隔日便是除夕，脚踏蛇年岁末，灵蛇忽赐灵感，便在2026这个特别的情人节里，斗胆写下一己之见。
所言不当之处，还望诸位不吝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