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晚，杨伯成的床头，军装叠得整整齐齐，盛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的盒子和一顶军帽压在上面。一切准备妥当的他，要以一身戎装收看第二天盛大的阅兵仪式，感受祖国的强大。
杨伯成今年98岁，绍兴诸暨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战斗报》记者。
80年前，他穿梭于枪林弹雨间，以笔为枪，记录烽火岁月，传递必胜信念。
战争年代，他用真情实感写下20本厚厚的日记，回忆过往苦难，记录身边点滴，期盼美好未来。
这位“新闻老兵”的珍贵笔触，带我们走进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杨伯成在烽火年代里写下的日记。
一
时间拨回到1944年，一个烽火连天的午后。
少年杨伯成揣着两块麻糍从家里出发，跟母亲告别时说是去马剑师范学校报到，其实是朝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战斗的方向奔去。三步一回头的他，回首的是不舍，迈出的是坚定。
“日本鬼子不但屠杀我同胞，抢我财物，还大量烧毁我国大中小学校，其用心险恶！”这是杨伯成日记中回忆少时的一段，字字泣血。
杨伯成出生于绍兴诸暨草塔镇岭上畈村。老人曾回忆，家中还算殷实，有10余亩地，外婆家更是当地的大户，祠堂里有“翰林”“进士”“拔贡”等匾额。
没有硝烟的岁月，草塔镇商贾云集，米行布庄吆喝声不绝。每天清晨，杨伯成会揣着母亲做的麻糍，踏着沾露的石板路去南屏小学读书。一切是那样平静。
然而，日军铁蹄踏碎了这一切。
二
1940年至1945年，日寇在草塔镇3次制造惨案，千年古镇化作焦土。
“鬼子兵像禽兽一样，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把富庶的鱼米之乡蹂躏得满目疮痍。”日记里记录了日军的暴行。
每次日军进村扫荡，杨伯成的舅舅都会背着瘫痪的外婆上山躲避。可1941年那次突袭，数百名日军包围了草塔镇所有出入口，舅舅刚跑到杨家求助，外婆家那一片就冒起了浓烟。舅舅赶回家时，外婆已经走了，身上还冒着青烟。
更撕心裂肺的痛接踵而至。反复扫荡的惊吓，让杨伯成正值芳华的大姐精神逐渐失常。起初走失尚能寻回，直到最后一次，17岁的生命永远消失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
《诸暨抗日战争史》记载：草塔镇被杀544人，其中平民妇女儿童159人，烧毁房屋3871间……
“这笔血债永远不能忘。”杨伯成在日记中写道。
三
1936年，诸暨革命志士杨则民辞去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的教职回到诸暨，与其他爱国人士共同筹建南屏小学。这所小学，就是杨伯成的母校。
日记中记录，当时学校从各地遴选优秀教师，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劳作、美术等课程，并设有训育主任和童子军训练。
时局动荡，学堂3次被日军烧毁，被迫停课。一心想报考师范的杨伯成无奈辍学。
1943年12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成立。1944年，在杨则民等爱国人士的影响下，17岁的杨伯成毅然从军。
虽未能如愿成为教书先生，但在血火交织的战斗队伍里，读过几年书的杨伯成已是难得的“秀才”。
入伍后不久，部队领导发现杨伯成文笔不错，年纪小但记性好，便推荐他去《战斗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办）工作。
“我又瘦又小。山路难走，日子艰苦，编辑部一开始还怕我吃不消，可我是冲着杀敌报仇去的！”日记中如此描述。
四
编辑部当时驻扎在四明山麓，杨伯成的任务是将通讯员字迹潦草、语焉不详的来稿，“翻译”成文从字顺的报道。
“随时都要抱起设备转移，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日记中记载，艰苦岁月中，《战斗报》的出版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
山洞就是办公地，木板便是写字台。深夜，油灯如豆，火苗在穿堂风中摇曳不定。浓重的油墨味混着山野间的泥土腥气，是杨伯成青春里最深刻的记忆。
在敌占区办报是何等艰难。排字车间挖地三尺建在半山腰上，竹篱笆作墙，屋顶用稻草与树藤盖着。印刷车间和烧饭间建在山顶上的藤柴底下，离排字车间300来米。
很长一段时间，编辑部的同志吃住在山上，因为潮湿，不少人身上长满了疥疮。为了保密，日用品、设备和纸张，都是当地百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一件件搬上山来的。
一天，山下一位村干部跑来报告，说有10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上山扫荡。大家顿时紧张起来，拿起4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每3人一组，隐蔽在附近茂密的草丛里密切监视。直到敌人搜寻无果撤回，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日记里的硝烟与信仰
上接第1版 后来村里老百姓说，日本兵威胁他们说出印刷厂在什么地方，交代了有赏，否则杀头。老百姓回答说，已经搬走了。日军几番折腾毫无收获，扫荡不了了之。
“我们的党和军队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次反扫荡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日记中这样写道。
五
《战斗报》记录的战斗很多，其中一场让杨伯成至今难忘。
1944年上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浙东游击纵队决定配合盟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开辟以舟山群岛为中心的海上游击根据地，作为可能的反攻登陆点。
在舟山群岛中有一个面积仅为9平方公里的小岛——大鱼山岛，岛上未驻日军。1944年8月21日清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76人抵达大鱼山岛，但随即有汉奸驾船向岱山日军告密。
新四军突然在重要的海上基地后方出现，令日军十分恐慌。8月25日清晨，500多名日伪军在飞机、军舰、炮艇的配合下向大鱼山岛扑来。
海、陆、空重兵围攻下，新四军指战员顽强战斗，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约7小时，毙伤日伪军80余人。新四军76人中43人壮烈牺牲。
消息传出后，《战斗报》进行了深入采访，并用42幅木刻黑白连环画展现了战斗全过程，因为这样更通俗，适合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广大战士。
“不能让我们的军事宣传落后于我们的军事实际，否则有愧于我们的英雄。”全程参与连环画编撰工作的杨伯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六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美、中、英、苏等国发出乞降照会。8月12日，消息传到浙东根据地，杨伯成当时正在上虞丰惠镇和同事整理会议材料。
鬼子要投降了！大家先是一愣，待回过神来，相拥喜极而泣。编辑部决定出号外，杨伯成握着笔的手，止不住地抖。
“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世纪来我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热烈的庆祝。”
这是《战斗报》刊发的社论《庆祝抗战胜利、保卫解放区人民》其中一段，杨伯成将其抄录在日记中。
四明山深处的烽火岁月，成为杨伯成革命生涯的起点。抗战胜利了，但革命尚未成功，他随军北上，并于1946年至1949年在解放军20军《前锋报》工作，继续以笔战斗。
1947年，20岁的杨伯成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入党。“要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从那刻起，我就告诉自己，再难再险，决不忘这誓言。”日记中，他郑重许诺。
七
一句诺言，一生践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杨伯成在震耳的炮火中捕捉每一个细节，用笔尖记录前线指战员的英勇。
战争年代“打满全场”的杨伯成，直到33岁才成家。1979年，他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绍兴，在一所学校任职。
杨伯成的生活简单至极。退伍40多年来，很多来看望他的领导问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助时，他一概说不需要。
他离休后一直在绍兴新四军研究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参与《诸暨抗日战争史》的编纂工作，并为《东南烽火》《大江南北》等期刊撰稿。
杨伯成在日记中说，做这些只有一个心愿：替牺牲的战友好好活着，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八
夏末秋初的清晨，诸暨市浣东街道文博路8号，颐和康复护理院11楼一个房间里，电视上正播放着抗战电视剧。
细碎的阳光落在杨伯成布满皱纹的手背上。此时，他安静地躺在床上，一脸凝重地盯着电视屏幕，嘴里似念念有词。
屏幕上，日军敌机来袭，团长拉着年轻的士兵隐蔽躲藏。看到这，杨伯成抬起手指了指电视机，再缓缓放下，轻点了点头。
杨伯成住进康复院已有6年。护工说，他每天都要看抗战片，不然就不高兴。
日记里说，战争年代不畏生死，靠的是信仰——“个人的前途，早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日记里还说，和平时期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历史——“要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多少人为了今天，付出了一切。”
当记者把两本《史料选编》递到杨伯成手中时，他的手指在书页边缘停顿片刻，然后缓缓摩挲，仿佛触碰到了80多年前四明山麓的硝烟与墨香。
英雄渐老，笔墨犹新。烽火散尽，史册长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共乐，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孙伟良，《诸暨抗日战争史》编委会副主任、杨伯成老战友吴永祥，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杨伯成之子杨威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