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绍兴人，我对绍兴的历史有一种根植于骨髓之中的兴趣。近来得空翻看各种资料，在对绍兴历史盘点的基础上，对以前脑海中似是而非、心存疑虑的知识点逐步整理出来，因水平有限，请各位方家多多指点。

回复　

为什么在手机上能看到第二帖的标题“一、绍兴地名历史沿革”，在电脑就没有显示标题？而且这段落首字空两格之杰的排版怎么操作？请教

楼主有才！

电脑版的是没有标题的,可以在帖里面另加标题

多谢鼓励

多谢饭版指点

绍兴二千五百年建城史，之前的历史应该是传说，没有详细记录。

楼主是值夜班的吧

聪明，我就是值夜班时写上一点，晚上安静下来才有心思码字。 今晚再整点，看能不能成篇

四、远古篇

（一）中国的远古时代

中国的远古时代时间范围。中国的“远古时代”通常指人类出现至夏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300万年至公元前21世纪（即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前）。这一阶段涵盖了从原始人类活动到部落联盟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不同学者对时间范围的界定略有差异，例如部分资料将中国远古时代的起点定为距今约200万年的“巫山人”化石发现时期，但普遍以公元前300万年（人类起源的非洲古猿阶段）作为广义的远古时代起点。

远古时代的事件主要通过神话传说和考古发现被重构，以下为代表性大事：

1、人类起源与早期文明。根据考古学证据，中国境内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巫山人”化石（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遗址），以及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70万年的北京人（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20万年的山顶洞人（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位于北京人遗址顶部）等古人类遗址，表明东亚地区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巫山人与元谋人挑战了“人类非洲起源说”，北京人与山顶洞人则展现了东亚人类连续演化的可能性。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渔猎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定居，例如发明打制石器、人工取火（燧人氏传说）、建造房屋（有巢氏传说）等。

2、神话与传说时代。所有的神话故事其实都有其历史与现实的象征意义。盘古开天辟地：象征宇宙与自然秩序的创造。女娲造人补天：反映人类起源与对自然灾害的抵抗。神农尝百草：标志农业与医药的起源，神农氏被视为农耕文明的象征。炎黄联盟与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联合击败蚩尤，奠定了华夏族群的主体地位。大禹治水：通过疏导方法治理洪水，确立夏朝建立的合法性，终结禅让制，开启世袭王朝

3、社会制度演变。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私有制出现，贫富分化加剧，最终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体现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度，但禹传位于启标志着世袭制的开端。

4、考古发现与文字记载。一是人类化石，如巫山人（200万年）、元谋人（170万年）、北京人（70万年）等。二是新石器文化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彩陶）（黄河流域）、良渚文化（玉器）（环太湖地区）、龙山文化（黑陶）（山东地区）等，展示了农业、手工业和社会分层的进步。三是早期符号与文字雏形。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约8000年前）的契刻符号、安徽省蚌埠市双双墩遗址（约7000年前）的刻划符号，可能具有记事功能，但未形成系统文字。良渚文化（约5000年前）的刻划符号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原始文字的萌芽，但仍存争议。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中国成体系文字是文甲骨文（商代，约3600年前），属于青铜时代，已超出远古时代范畴。四是文献与传说记载。远古时代无直接文字记录，主要依赖后世文献（如《山海经》《史记》）对神话传说的转述。例如“三皇五帝”的叙事融合了历史记忆与神话象征。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印证，例如大禹治水的传说与黄河流域水利遗迹的发现存在关联。

远古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其时间跨度以人类起源至夏朝建立为界，重大事件包括人类进化、神话传说与社会制度变革，考古发现揭示了物质文化的发展，而文字记载则主要通过后世文献重构。

四、远古篇

（二）历法在远古是头等大事，阴历不等同于农历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把阴历等同于农历的说法，其实不然，下面我来详细说说。

历法在古代是一等一的大事，因为历法是古代农民安排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通过历法，农民可以准确掌握播种、施肥、灌溉、收割等关键时间节点，确保农作物在最佳条件下生长。例如，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直接反映了季节变化，为农事活动提供了精确的时间参考

阳历和阴历是两种不同的历法体系，都并不等同于农历，农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结合了阳历和阴历的特点。

1、阳历的制定方法：阳历（太阳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一年约为365.2422天，称为回归年。通过观测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确定一年的长度。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天数固定（如公历的31天、30天、28/29天）。为弥补回归年与历年的误差，设置闰年（每4年一闰，闰年366天）

2、阴历的制定方法：阴历（太阴历）以月亮绕地球运行的周期为基础，一个月约为29.53天，称为朔望月。通过观测月相变化（如新月、满月）确定一个月的长度。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29或30天，一年共354或355天。由于阴历一年比回归年短约11天，长期使用会导致季节与月份脱节。

3、农历的制定方法：农历是“阴阳合历”，既考虑了月相变化，又兼顾了太阳回归年，是中国传统的历法。（1）月相基础：农历以朔望月为月的长度，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月初一为朔日，十五为望日。（2）太阳回归年调整：通过设置“闰月”弥补阴历与回归年的差距。每19年加7个闰月，使农历年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闰月的安排依据“中气置闰法”，即没有中气（中气是二十四节气中序号为偶数的节气，共12个）的月份设为闰月。（3）节气与农事指导：农历结合了“二十四节气”，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划分，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为一个节气，这些节气反映了太阳直射点的变化和季节的更替，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中国几乎每朝每代都在修正历法，从远古先民制定的《黄帝历》到元代的《授时历》，中国古代历法不断改进，逐渐精确。如尧帝时以羲、和两家派四人去东南西北修订春夏秋冬历法，指导人民进行农时耕种等，以羲家的老二、老三去东、南观察与修订春、夏历法，和家的老二、老三去西、北观察与修订秋、冬历法，并将历法运用到农业上去。元代的《授时历》将回归年长度定为365.2425天，与现行公历相同。

4、公历的制定方法与历史演变：（1）起源。公历的前身是“儒略历”，由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恺撒大帝在公元前46年根据古埃及的太阳历制定。儒略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平年365天，闰年366天，每4年一闰，年平均长度为365.25天，与回归年（365.2422天）相差约0.0078天。（2）格里高利历改革。到16世纪，“儒略历”与回归年的误差累积达到10天。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儒略历”进行改革，制定了“格里高利历”。改革包括：将1582年10月4日的次日直接改为10月15日，消除10天的误差；修改闰年规则，世纪年（如1700、1800年）必须能被400整除才是闰年，从而在400年中减少3个闰年，使年平均长度变为365.2425天，更接近回归年。（3）全球推广。“格里高利历”先在天主教国家使用，因其准确性和简便性，逐渐被世界各国采纳，成为国际通用的历法，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科学计算和农业生产。中国于1912年开始采用公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采用公历作为纪年标准。

所以说，农历是阳历与阴历的结合体，“阴阳合历”；而公历是一种阳历（太阳历），以太阳回归年为基础制定的历法。在咱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农历与公历互为补充。公历作为国际标准，适用于全球交流；农历则在中国及东亚文化圈中指导农业生产和传统文化活动。

四、远古篇

（三）大禹治水并非自愿，“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治水的原文如下：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於鲧者，原帝试之。”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於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史记》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很让人玩味：

其一：尧找舜的初意是用来治水的。“（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禹的父亲鲧治理水患九年不成，帝尧另外找合适的治水人选，（经大臣们推举）找到了舜。但尧在看到舜后却把舜当成接班人培养了，先是招为女婿，然后逐步从政，边培养边考察。“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舜确实有德有才很能感召民众，如舜在历山耕田时，当地人在划分田界时互相谦让；在雷泽捕鱼时，大家谦让居住的地方；在黄河边制陶时，陶器质量都很好；舜居住的地方，一年成村落，两年成集镇，三年成城市，最后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也就是说，尧本来想让舜去治水，后来觉得舜更适合当帝王，而且治水这项工程有很大政治风险，能否成功是个未知数，成功了登帝位名正言顺，若失败这帝位就坐不稳了，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其二：“鲧治水功用不成”至“殛鲧於羽山以死”中间隔了二十年以上。“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从尧得舜到舜摄天子之政后巡狩中间隔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帝尧并没有对鲧作出处罚，对治水也没有新的举措，这是为什么呢？这中间就有很大的想像空间。“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鲧也是黄帝的直系子孙，鲧的父亲可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在朝中有巨大势力，是“颛顼”把帝位传给尧的父亲“帝喾”，“颛顼”和“帝喾”都是黄帝的孙子，是堂兄弟。

其三：大禹治水并非自愿。“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舜在流放鲧后，举荐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之业，但禹并没有马上去，直到尧去世后舜才“督促”禹去现场治水。禹三让：让於契、后稷、皋陶，契、后稷、皋陶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历史人事，后面咱们会单独给篇幅讲到。“三让”是因为什么？是禹谦虚，把治水的让大功让给契、后稷、皋陶？肯定不是！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治水可老难了，禹的父亲就是因为治水无功被处死了，而且天下人都认为舜杀鲧是准确的，这个尚未成家的青年听说自己又被派去治水，心里肯定也是害怕的，既害怕治水难、苦、累而无功，更害怕被借机“斩草除根”。当然这是咱们推测，《史记》没有记载禹的真实想法。对于禹的推让，舜是怎么回答的呢？舜曰：“女（通汝）其往视尔事矣。” 意思就是：“你不用推三推四了，现在就去做好你的事情吧！”

其四：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既有“不因私废公”的“不敢”，更可能是怕“功之不成受诛”的“不敢”。

写这篇文字没有抹黑上古英雄的意思，只是觉得在读史时代入当时的处境更能设身处地考虑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也许更能符合人心符合史实。读史以明道解疑惑也！

修正：“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喾”是“颛顼”的族侄，两人差一辈。

研究史、不简单！

谢谢韩老师鼓励

四、远古篇

（四）禅让制与世袭制，公天下与家天下

“三皇五帝”中的“五帝”有多种版本，最流行的版本是《史记》开篇《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的五位：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后面四位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正妃嫘祖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五帝”中的后面四位分别是这两位的后裔，颛顼是昌意的儿子，帝喾是玄嚣的孙子，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昌意的七世孙（舜的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颛顼、舜是昌意这一支后裔，帝喾、尧是玄嚣那一支后裔。这一阶段的帝位传承，其实还有其他人，帝喾去世后帝位是由尧的哥哥“挚”继承，但“挚”在帝位“不善”，帝位由尧继承（“帝喾崩......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五帝”只是选取了其中圣德的五位帝王。这是《史记》的说法。另据成书于西晋的《帝王世纪》中记载，黄帝传承给儿子少昊，少昊再传给颛顼，少昊即黄帝的儿子“玄嚣”，但据成书更早的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记载少昊为独立东夷领袖，与黄帝无直接血缘关系。所以还是《史记》更权威可信度更高。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契”是商朝的始祖，“弃”是周朝的始祖，他们也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契”和“弃”都在尧时当官，分别主管教化与农业。“契”是司徒，主管教化与民政。其职责包括推行“五伦”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道德礼仪治理百姓，促进社会和谐。“弃”为“后稷”，负责推广农耕技术，他通过观察土地特性，选择适宜作物种植，并教导百姓开垦土地、培育五谷，解决了食物短缺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在尧禅让给舜以前，虽然不是世袭制，但其实都是“家天下”，是在家族内部挑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员继续帝位。尧帝时，推行德政，晚年通过部落联盟会议推举舜为继承人，并对其进行多年考核后正式禅让，这一过程被儒家视为“天下为公”的典范。舜继位后仿效尧的做法，通过治水考验推举禹为继承人。禹因治水功绩被认可，但舜晚年实际权力已逐渐转移至禹手中。禹后期也仿效，先禅让给“皋陶”，但“皋陶”死在禹之前，禹又禅让给“伯益”，但“（伯）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禹遂即天子之位。”自此，启建立夏朝，终结了禅让传统，开启了世袭制，变成了彻底的“家天下”。

我们再来看看，“禅让制”在此后的历史中变迁中扮演的“角色”。

1、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让

（1）燕王哙禅子之（公元前316年）。 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国相子之，引发内乱，最终两人被杀。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记载的非血缘禅让，但以失败告终。（2）汉献帝禅曹丕（公元220年）。东汉末代皇帝刘协被迫禅让给曹丕，曹丕建立曹魏政权。此次禅让开创了后世“外禅”模式，即以和平形式掩盖权臣篡位。（3）魏元帝禅司马炎（公元265年）。曹魏末帝曹奂禅让给司马炎，司马炎建立西晋。此后晋恭帝禅刘裕（公元420年）、宋顺帝禅萧道成（公元479年）等均沿袭此模式，形成“禅让革命”传统。

2、隋唐至清代的“内禅”

（1）唐高祖禅李世民（公元626年）。李渊因玄武门之变被迫禅位给李世民，成为太上皇。此类“内禅”多为皇室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2）宋徽宗禅宋钦宗（公元1125年）。宋徽宗为逃避金兵压力禅位给儿子赵桓，但未能挽救北宋灭亡。类似的还有宋高宗禅宋孝宗（1162年）等，多为应对危机之举。（3）清高宗禅嘉庆（公元1795年）。乾隆为不超过祖父康熙在位时间，主动禅位给嘉庆，但仍实际掌权至去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官方记载的禅让。

3、其他特殊案例

（1）大理国段氏禅让。大理国多位君主如段素隆、段正淳等，因政治压力或佛教信仰禅位出家，形成独特的“内禅”传统。（2）王莽、武则天等权臣禅代。新朝王莽（公元8年）和武周武则天（公元690年）通过禅让形式建立新政权，但均被视为篡位，未获后世正统认可。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禅让制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从上古的选贤任能演变为后世政治合法性工具，多数禅让实为权臣篡位或权力过渡的仪式化操作。“外禅”：跨姓氏权力转移（如汉献帝→曹丕）。“内禅”：皇室内部让位（如李渊→李世民）

但从后面“禅让”的例子反推，上古时代的“尧让舜”、“舜让禹”真的都那么完美吗？下一篇咱们来聊聊另一本书里讲的另一种历史。

四、远古篇

（五）竹书纪年——记录不一样的历史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史学界惊世骇俗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每简40字。

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蝌蚪文”，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研究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的墓冢被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起名《竹书纪年》的原因：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的一种体裁。谓之“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竹书纪年》是目前唯一的一本未经秦火的先秦史书，因为埋在墓地而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项羽灭秦时的一把大火。其以记载王室争权夺利的斗争为核心，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以君主纪年为纲目，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的方式纪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的方式纪年，至魏襄王（或言安釐王）二十年为止，共十三篇，记述了89位帝王，共1847年的历史，对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竹书纪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时限的记载与认定，更是拥有其他历史文献所难以替代的作用，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和敦煌发现的藏经泂，称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可见其在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它的历史价值。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这一历史典籍作为重要辅证。

《竹书纪年》的竹简原物于西晋永嘉之乱后散佚。《竹书纪年》属法家，因其写作的思想和所记内容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受到后世历代儒家贬斥，该书的学术地位日渐下降，甚至被称为“荒诞”之书，逐渐边缘化，竹书纪年》传抄本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逐渐开始散佚，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无存，到宋代后仅存残卷。除战乱影响外，也与研读者较少有关。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指斥其为伪书，更推断为明代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这里所说的“天一阁”就是宁波的天一阁。

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经过辑录、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及较补本，是为《古本竹书纪年》。1981年，国内学者综合有清以来著述，重加编次，广为蒐集，细致考证，辑录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正》，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更接近原作，史学价值更高。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仅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与正统儒家思想《史记》所记载不同，包括一些颠覆性历史事件，如禅让真相——“舜囚尧”，否定儒家推崇的禅让制，强调权力斗争。两书不同之处举如下几个例子。

1、舜囚尧：权力斗争与禅让美化的分歧

《竹书纪年》的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按此记载，舜是通过武力囚禁尧，并阻止其子丹朱与尧相见，最终篡夺帝位。这一记载完全颠覆了传统禅让制的和平交接模式，展现了血腥的权力斗争。

《史记》的记载：尧因舜“能和以孝”“百官时序”，考察多年后“荐舜于天”，最终禅让帝位。强调舜的德行与合法性，将权力转移描绘为“天下为公”的典范，符合儒家对上古圣王的理想化塑造。

2、伊尹夺权：贤相形象与权臣篡位的冲突

《竹书纪年》的记载：伊尹流放太甲（商汤的嫡长孙）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按此记载，伊尹并非传统认知的辅政贤臣，而是通过流放商王太甲自立为王的篡位者，最终被太甲反杀。

《史记》的忠臣塑造：伊尹是《史记》记载的第一位贤相，辅佐商汤灭夏，教导太甲“明德宽民”，因太甲暴虐而流放之，后太甲悔过，伊尹迎其复位。伊尹被塑造为“以臣正君”的典范，体现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

3、商朝存续年份差500年

《竹书纪年》比司马迁所著《史记》还要早成书二百年。古本《竹书纪年》里说，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后，经过二百七十三年被周朝所灭，而《史记》记录为七百七十三年，两相对照，后者的记录整整多了五百年。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这一段公案，因甲骨文科学考古工作的推进而终得定论。经过考证，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是正确的。学界普遍认为，商王盘庚迁都直到商王朝覆灭，只经历了二百多年时光。由于盗墓者的闯入，揭开了这消失的五百年的历史谜案，纠正了《史记》中一个极为罕见的错误。

（说明：重新编序）

一、绍兴篇

（四）吴范——比诸葛亮更神的上虞人

咱们大绍兴出过很多牛人，但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人现在几乎没人知晓。据《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也。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闻于郡中”是因为其精准的预言能力，绝对比《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更神。但《三国志》是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中所载之事基本可以当史实。我们来看看其生平中几个封神的预言案件。

1、预言刘表之死与黄祖败亡。孙权欲讨伐江夏黄祖，吴范劝阻道：“今岁征讨小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公元208年），荆州刘表亦身死国亡。”孙权未听从，初战未能攻克。次年（公元208年），孙权再次出兵，吴范观察到天象异动，催促急行军，果然大破黄祖，并生擒其本人。据《三国志》记载的细节，黄祖夜逃后，孙权担忧其逃脱，吴范断言：“未远，必生擒！”至五更时，黄祖果然被捕获。同年刘表病逝，荆州被曹操与孙权瓜分。完全应验了吴范的预言。

2、算定刘备得益州。壬辰年（公元212年），吴范预言“岁在甲午（214年），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地返回，称刘备军队伤亡过半、士气低落，认为其难以成功。孙权以此质疑吴范，吴范回应：“臣所言天道，岱所见人事耳。”最终刘备于公元214年攻占益州，验证其预言。

3、精准预测关羽被擒。（1）吴范断言可得：孙权与吕蒙密谋袭关羽，但当时关羽水淹曹魏七军后威震华夏，群臣多反对，吴范独断言“必得之”。（2）识麦城诈降：关羽失败后退守麦城遣使诈降，被吴范识破“彼有走气，言降诈话耳”。（3）日中羽至：潘璋追击时，吴范算出擒获关羽的具体时间：“明日日中。”孙权设漏刻计时，至正午未果，吴范称“时未正中”，须臾风动帷帐，吴范拊手曰：“羽至矣！”旋即传来擒获关羽的消息。吴范对关羽的一连串预言直接导致关羽被杀，成为三国局势转折的关键节点。

4、预测自身死亡日：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吴范病重前对孙权称：“陛下某日当丧军师。”孙权反问：“吾无军师，何丧之有？”吴范答：“陛下临敌必问臣，臣即军师也。”至其预言之日，吴范果然病逝。

看了上面几个例子，你有没有被惊吓到？是不是比诸葛亮“借东风”厉害得多？

吴范的术数这么厉害，有没有传下来呢？《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权以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决。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孙权想学，但吴范不肯教关键之处，只讲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黄武五年，范病卒。长子先死，少子尚幼，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真是太可惜了！咱老吴家丢失了一门绝学！不知吴范当时住在何处？又葬于何处？咱们去翻翻《盗墓笔记》，学一学摸金校尉，说不定能将此等神术重现于世，算一算何时满仓，何时一夜暴富，嘿嘿嘿嘿！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一）佛教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存在不同记载，既有早期民间传入的传说，也有官方正式引入的记录。以下是综合史料与研究的梳理：

1、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线索（民间传入）。（1）战国至西汉的传说。据《善见律毗婆沙》等佛典记载，印度阿育王（公元前3世纪）曾派遣僧人至中国传教，但因缺乏译经和实物证据，这一说法无法证实。秦始皇时期（公元前259–前210年）曾有西域僧人携带佛经入秦，但被秦始皇视为异端并驱逐，佛教未能传播。（2）西汉哀帝时期的“伊存授经”。时间：公元前2年（西汉元寿元年）。事件：大月氏使者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这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传入记录，标志着佛教通过西域商路初步进入中原。性质：属于民间文化交流，未获官方支持，传播范围有限。

2、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官方记录。（1）东汉永平年间的“永平求法”。时间：公元64年（汉明帝永平七年）派遣使团，公元67年携经返回，带回佛经佛像，并建白马寺（中国首座官办佛寺），译出《四十二章经》。意义：标志佛教首次得到官方认可，成为“汉传佛教”的起点。 （2）东汉末年的进一步传播。汉桓帝（147–167年在位）在宫中并祀黄老与佛陀，佛教逐渐融入上层社会。笮融在下邳建造佛寺，容纳僧众三千余人，是首次见于正史的民间大规模佛教活动。

3、传入时间的学术争议与补充。（1）考古证据。四川乐山、彭山等地发现东汉崖墓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被考证为东汉佛教艺术遗迹，表明佛教可能通过陆海两路早于官方记录传入。（2）早期传播的复杂性。佛教初传时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与道教、儒家思想混杂，直至魏晋南北朝才形成独立体系。西晋以前，佛教传播以西域胡商和译经僧为主，民间信徒多为西域移民，汉人皈依较少，早期依附于本土信仰，后经魏晋南北朝的译经和本土化，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不同记载反映了佛教传入的渐进性和多元性，既有民间自发的文化交流，也有官方主导的引入与推广。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二）东汉永平求法

东汉“永平求法”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

前因

1、汉明帝夜梦金人。据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等史料记载，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年间（约公元64年）夜梦一“金人”，身长六丈、顶有白光，飞绕殿前。次日询问群臣，通人傅毅解梦称此乃西域之神“佛”，并建议遣使求法。

2、政治与文化背景。东汉初期，朝廷推崇儒学，但亦对异域文化持开放态度。汉明帝希望通过引入佛法巩固统治，同时顺应西域交通逐渐畅通的局势，加强对外交流。

事件经过

1、遣使西行。汉明帝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于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遇天竺高僧摄摩腾（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携佛经佛像返回洛阳。

2、白马驮经与建寺。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使者与二僧以白马驮经抵洛阳。明帝于洛阳城西建白马寺，成为中国首座官办佛教寺院，并为二僧译经之所。白马寺作为中国的佛教祖庭，信佛之人记得去看看。

3、佛经翻译。摄摩腾与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此为汉译佛经之始，标志着佛教经典正式传入中国。

后果与影响

1、佛教官方化。永平求法被视为佛教被中国官方接受的标志。白马寺成为佛教传播中心，吸引更多西域高僧来华，推动了佛教在中原的扎根。

2、文化融合与争议。（1）宗教融合：佛教与本土儒道思想逐渐融合，如《高僧传》中记载的佛道辩论，显示佛教在汉地传播初期与本土信仰的互动。（2）学术争议：近代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质疑永平求法的真实性，认为其情节可能为后世附会。例如，《四十二章经序》及《牟子理惑论》等早期文献记载存在矛盾，且摄摩腾、竺法兰的事迹缺乏可靠佐证。

3、佛教传播的深化。尽管永平求法存在争议，但其象征意义深远。此后佛教通过译经、建寺、僧团组织等形式深入民间，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形成完整体系，并成为隋唐时期佛教鼎盛的基础。永平求法虽在细节上存疑，但作为佛教官方传入的象征性事件，其意义在于开启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白马寺的建立和佛经翻译不仅推动了宗教传播，也为后续佛教本土化（如禅宗、天台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争议则提醒我们需结合“伊存授经”（西汉哀帝时期）等更早线索，全面理解佛教传入的复杂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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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道之争

历史上佛教与道教的辩论次数较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4次。这些辩论的具体时间和情况如下：

1、东汉时期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时期，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但具体辩论内容和结果已难以考证。

2、三国时代

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对佛教与道教的不同观点进行了阐述。

3、西晋时期

帛远与道士王浮之间发生了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佛道论争提供了重要材料。

4、南北朝时期

（1）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发与佛教的论争。

（2）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宫中道士姜斌与僧人昙无最就老子与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后进行辩论，道教失败，姜斌被流放。

5、隋朝时期

隋朝的两次佛道之争中，一次没有记载结果，一次佛教获胜，这与隋朝两任君主隋文帝和隋炀帝都信奉佛教有关。

6、唐朝时期

（1）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引发佛道论争。

（2）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至龙朔二、三年（662~663年），多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之教理以对抗佛教。

7、元朝时期

（1）元宪宗时期（1255~1258年），佛道人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辩论，最终道教失败，部分道教辩手削发为僧。

（2）忽必烈统治时期，发生了两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大辩论，道教方面同样未能获胜。

在这些辩论中，道教输了7次，胜了4次，平了1次，还有2次情况不明。道教输掉的部分辩论明显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如皇帝或朝廷的偏好等。此外，道士对佛教经典和辩论技巧的了解相对较少，也是道教在辩论中失利的原因之一。尽管佛道之争在历史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冲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也逐渐走向融合和共存。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四）老子化胡经

佛道论争中，西晋高僧帛远（约公元253年至305年）与祭酒道士王浮之间那一次最引人注目，对后世的影响也最深远，两人之间的论争直接推动了《老子化胡经》的诞生。

1、帛远生平。帛远（约253–305年），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郡（今河南武陟）人，西晋时期著名高僧，佛道论争的核心人物之一。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高僧传》及敦煌文献记载。

（1）出身与早年经历。帛远出生于儒学世家，父亲威达以博学闻名，但多次拒绝州府征召入仕。他少年时即萌生出家志向，经恳请后得父允准，剃度为僧。其才思敏捷，每日能诵经八九千言，精通大乘佛经，同时涉猎儒家典籍，学识广博。

（2）弘法活动与影响力。帛远在长安建立佛寺，讲习佛经，弟子逾千，成为关中佛教领袖。晋惠帝末年，太宰河间王司马颙镇守关中，尊其为师友，常与其讨论道德哲学。因见西晋末年战乱频繁，帛远欲隐退陇西，却与秦州刺史张辅同行。张辅因仰慕其名望，试图迫其还俗为僚佐，遭拒后结怨。最终，帛远因管番诬陷被张辅鞭杀，其死引发羌族起兵复仇，张辅亦被部下所杀，帛远遗体被分奉建塔。

（3）思想贡献与争议。帛远以佛学义理精微著称，尤擅辩经。他与道士王浮的多次辩论直接推动了《老子化胡经》的诞生。其著作包括多部佛经译本（如《贤者五福德经》），但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捍卫佛教正统性，成为后世佛道论争中佛教的重要思想资源。

2、《老子化胡经》的内容与背景。王浮原为佛教僧人，后改投道教，成为天师道的重要人物。他担任“祭酒”（道教教区领袖），在洛阳及关中地区弘道，具备较高的宗教地位。也有记载称其早年可能涉猎儒学，但主要活动集中于道教。《老子化胡经》是王浮为贬低佛教而撰写的经典，核心主张“老子西出化胡为佛”，将佛教归为道教分支。其内容与成书背景如下：

（1）创作背景。西晋惠帝时期，佛道论争激化。据《高僧传》记载，王浮作为天师道祭酒（道教老区首领），多次与帛远辩论佛道优劣，屡屡败北后心生怨恨，遂糅合东汉以来“老子化胡”传说，结合《史记》《后汉书》中老子西行记载，伪造此经以攻击佛教。

（2）核心内容：一是老子化佛。经中称老子西出函谷关后，至天竺化身为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并派弟子尹喜（即“文殊菩萨”）辅佐教化胡人。二是贬佛扬道。通过虚构老子与佛陀的关系，强调道教为佛教本源。例如，卷一描述老子降服罽宾国九十五种邪道，教化胡人剃发受戒；卷十《玄歌》则以诗偈形式贬低佛教修行。三是政治隐喻。借“夷夏之辨”强调华夏文明优越性，认为佛教是老子为教化蛮夷而设的权宜之教，中原应回归道教正统。

（3）历史影响与后续争议。该经自东晋至元代引发持续千年佛道论争。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徒多次请求朝廷禁毁此经，并编造《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伪经反击，称孔子、老子皆为佛陀弟子。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曾两次辩论，道教因逻辑漏洞败北，但《老子化胡经》一书仍被部分保留。元代覆灭：全真道（以丘处机为首的道教全真派）借《化胡经》扩张势力，引发佛教反弹。元宪宗与世祖两次组织辩论，道教败诉后，《老子化胡经》被彻底焚毁，从此失传。

3、《老子化胡经》在佛道论争的思想史意义。帛远与王浮之争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折射出中古宗教思想碰撞的深层逻辑。

（1）文化主权争夺：道教通过“老子化胡”说维护华夏文化中心地位，佛教则以“三圣东行”等理论强调普世性。

（2）经典真伪之辩：双方均伪造经典争夺话语权，如道教《灵宝经》被指抄袭佛教《法华经》，而佛教《起世界经》则反称儒道源于佛。

（3）政治依附性：两教均寻求皇权支持，如北魏孝明帝偏袒佛教，元朝则因全真道扩张引发统治者打压。帛远作为佛教护法者的殉道形象，与《老子化胡经》的兴衰，共同构成中国宗教史上“外来信仰本土化”与“本土信仰排他性”的经典案例。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五）佛道论争都争些什么

佛道论争持续了上千年，那么他们都争了些什么？以西晋时期高僧帛远与道士祭酒王浮之间的那一场为例，咱们来看看他们争辩的内容。

帛远（字法祖）是西晋时期著名高僧，也是佛道论争中佛教一方的代表人物。他以其博学与辩才，多次与道士王浮展开辩论，捍卫佛教的独立性与正统性。以下是帛远在佛道论争中的主要观点：

一、佛教的独立性与正统性

1、佛教非道教分支。帛远坚决反对王浮《老子化胡经》中“老子化胡为佛”的说法，强调佛教是独立于道教的宗教体系。他认为佛陀的教义与老子的思想有本质区别，佛教的宇宙观、修行目标及解脱方法均非道教所能涵盖。

2、佛教高于道教。帛远通过辩经指出，佛教的义理更为精微，其修行目标（如涅槃）超越道教的“长生不死”。他认为道教的方术（如炼丹、辟谷）仅能强身健体，无法达到佛教的终极解脱。

二、对道教神仙说的批判

1、否定“尸解成仙”等虚妄传说。帛远在《辩道论》中列举多个道教传说（如淮南王刘安“得道升天”、钩弋夫人“尸解成仙”），指出这些说法缺乏现实依据，纯属虚构。他通过逻辑分析揭露道教成仙理论的漏洞。

2、揭露方士的欺骗性。帛远亲自验证方士的方术（如让郤俭辟谷百日），发现其效果远不如宣称的“长生不死”。他认为方士言论夸大其词，实为“欺众惑民”，并指出道教的方术无法违背自然规律。

3、生死观与自然规律。帛远提出“生之必死，君子所达”，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连天地都无法违背四时变化。他引用西汉时期桓谭与刘向的对话，以老榆树无欲无耳目仍会枯朽为例，反驳道教“抑欲闭目可长生”的谬论。

三、佛教的普世性与包容性

1、佛教的普世价值。帛远强调佛教的教义适合所有人，不分种族、地域或文化背景。他认为佛教的“慈悲”“智慧”等理念具有普世价值，远胜于道教的“夷夏之辨”与排他性。

2、对道教的包容态度。尽管批判道教的神仙说，帛远并未完全否定道教的某些修行方法（如导引、行气）。他认为这些方法虽不能达到佛教的解脱境界，但可强身健体，作为辅助修行的手段。

四、在佛道之争中的实践意义

1、维护佛教正统性。帛远通过辩经与著述，捍卫佛教的独立地位，防止其被道教同化或贬低。他的努力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2、推动佛教本土化。帛远的辩经活动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他在批判道教的同时，也吸收了部分道家思想，为佛教的本土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五、历史影响

帛远的观点与辩经实践对后世佛道论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1、思想传承。其《辩道论》被收入佛教典籍《广弘明集》，成为佛教徒批判道教的重要理论依据。

2、宗教格局。帛远与王浮的论争标志着佛道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双方在经典真伪、文化主权及政治依附性上展开长期博弈。

3、个人形象。帛远因辩才与殉道精神被后世佛教徒尊为护法高僧，其生平事迹成为佛教徒对抗道教压迫的象征。帛远在佛道论争中的主要观点集中于捍卫佛教的独立性、批判道教的神仙说及推动佛教的普世化。他的思想与实践不仅维护了佛教在中土的正统地位，也为后世佛道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六）佛道论争中道教一方的观点

王浮是西晋时期天师道祭酒，也是佛道论争中道教一方的代表人物。他因与高僧帛远的辩论失败而编撰《老子化胡经》，试图通过“老子化胡为佛”的理论贬低佛教，维护道教的优越性。以下是王浮在佛道论争中的主要观点。

一、老子化胡为佛

1、佛教源于道教。王浮在《老子化胡经》中提出，老子西出函谷关后，至天竺化身为佛陀，创立佛教，并令弟子尹喜（文殊菩萨）辅佐教化胡人。这一理论旨在将佛教归为道教的分支，强调道教高于佛教。

2、佛陀是老子的化身。王浮通过虚构老子与佛陀的关系，试图证明佛陀的教义源自老子的思想。他认为佛教的教义（如轮回、慈悲）是老子为教化蛮夷而设的权宜之教，中原应回归道教正统。

二、夷夏之辨与华夏中心论

1、道教为华夏正统。王浮借“夷夏之辨”强调华夏文明的优越性，认为道教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佛教则是为教化蛮夷而设的“胡教”。他主张中原应以道教为尊，排斥佛教的“外来”影响。

2、贬低佛教的文化地位。王浮通过《老子化胡经》贬低佛教的文化价值，认为佛教的教义与修行方法（如剃发、出家）不适合华夏民族，中原应回归道教的“自然无为”与“长生久视”。

三、对佛教的批判

1、佛教教义虚妄。王浮指责佛教的教义（如轮回、涅槃）缺乏现实依据，认为佛教的修行目标（如解脱生死）无法实现，远不如道教的“长生不死”来得实际。

2、佛教修行方法荒谬。王浮批评佛教的修行方法（如剃发、禁欲）违背人性，认为这些方法无法达到真正的解脱。道士可以结婚生子，但和尚禁欲持色戒，不能婚生子，有违天道。他主张道教的修行方法（如导引、炼丹）更为合理且有效。

四、道教的神仙说与修行优越性

1、神仙可学，长生可致。王浮坚持道教的神仙说，认为通过修炼（如炼丹、辟谷）可以达到长生不死。他引用道教经典（如《道德经》《太平经》）论证神仙存在的可能性。

2、道教修行高于佛教。王浮认为道教的修行方法（如导引、行气）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达到长生久视的境界，远胜于佛教的苦修与禁欲。

五、政治隐喻与宗教竞争

1、道教为皇权服务。王浮通过《老子化胡经》强调道教与华夏政权的紧密关系，试图获得皇权的支持。他认为道教是维护中原文化正统的关键，佛教则是“外来”的威胁。

2、排斥佛教的政治影响。王浮批评佛教的传播对中原文化与社会秩序构成挑战，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以维护道教的主导地位。

六、历史影响与争议

王浮的观点在佛道论争中引发长期争议：

1、佛道关系的转折点。《老子化胡经》的编撰标志着佛道论争的激化，此后双方在经典真伪、文化主权及政治依附性上展开长期博弈。

2、道教的排他性。王浮的理论强化了道教的排他性，但也引发佛教徒的强烈反击。例如，佛教徒编造《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伪经，称孔子、老子皆为佛陀弟子。

3、经典的焚毁与失传。元代因佛道冲突，《老子化胡经》被朝廷焚毁，王浮的声誉进一步受损。

佛道论争的本质是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争，道教担心其主导地位受损，借助本土优势发难，但没想到佛教这一外来宗教不但“义理精微”逻揖严密而且殉道信徒众多，最终道教输多胜少。不免让人想起《封神演义》中阐教截教之争、最近爆款动漫《哪吒》中的无量天尊一方与妖族的争斗，我无意将佛、道归入红方、黑方，只是觉得两方都是方外之人，讲究的是遁入空门、无为清净，却难免为名声及利益所累下场撕扯乃至搏命，总是让后人心生一声叹息！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七）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

前几篇讲了佛、道的千年论争，那有没有寻求相互融合的呢？有，不但把佛、道融合了，还把儒家也合进来了，这么牛掰打通任督二脉的人是谁？那当然是《射雕英雄传》中“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中神通”王重阳啦，大家不要以为王重阳与其创立的全真教只是金庸武侠小说所虚构，道教全真派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一、王重阳生平

王重阳（1112/1113—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德威、世雄，入道后改名嚞（通“哲”），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他是金代著名道士，道教全真派创始人，被后世尊为“北五祖”之一，深刻影响了宋元道教的发展。

（一）早年经历与入道契机

1、文武双全的仕途挫折。王重阳出身儒学世家，早年习文练武，曾参加金朝科举考试，中进士，又去参加金国武举考试并夺魁，妥妥的武状元！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却仕途不顺，后因官场失意辞官，最终选择归隐。

2、“甘河遇仙”与修道转折。1159年（金正隆四年），王重阳在陕西甘河镇酒肆偶遇两位异人（相传为吕洞宾与钟离权），得授金丹道真诀，自此悟道出家。他自称“王害风”，以疯癫示人，实则潜心修道。

3、活死人墓的隐修。1160年，王重阳在终南山南时村挖“活死人墓”独居两年，墓上立碑自书“王害风灵位”，以极端方式摒弃世俗，参悟生死玄机。此举象征对旧我的埋葬与新生的开启。

（二）创立全真教与传道活动

1、山东传教与收徒“全真七子”。1167年，王重阳东出潼关至山东胶东半岛传道，先后收马钰、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即“全真七子”），这些人的名字被金庸大侠原封不动地用到了《射雕英雄传》等小说中。他在山东建立“三教七宝会”、“金莲会”等组织，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道）、《孝经》（儒）、《心经》（佛）为经典，奠定了全真教的教义基础。

2、教义核心与修行方式。三教合一：提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融合儒家伦理、佛教心性与道家修炼。性命双修：强调内丹修炼，以“性”（心性）与“命”（身体）并重，追求“全真而全阳”的超越境界。出家制度：规定道士须出家住观，持戒（不婚、素食），反对符箓与黄白之术，与正一派形成鲜明对比。

3、归葬终南与教派传承。1170年，王重阳于河南开封羽化，弟子将其遗骨归葬终南山刘蒋村故居（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后扩建为重阳宫，成为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元世祖追封其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其思想通过全真七子发扬光大。

二、丘处机的历史贡献

王重阳死后掌教位置由首徒马钰继承，33年后传到丘处机，丘处机是第五任掌教，这和金庸小说写的不一样。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中最著名的一位，1203年接任第五任掌教，此时的丘处机已隐修龙门山七年，其“清心寡欲”的修行主张逐渐成熟。他掌教期间（1203–1227年），全真教迎来鼎盛期，尤其在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劝谏止杀后，全真教获元廷支持，成为全国性宗教。

1、西行劝谏成吉思汗“止杀”。1220年，73岁的丘处机率弟子18人远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他提出“敬天爱民”“去暴止杀”的政治主张，强调“欲统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蒙古军队的屠城政策。此次西行被弟子李志常记录于《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为研究蒙元史的重要文献。全真派在战乱中通过救济难民、协调地方矛盾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丘处机弟子持元廷文书解救被掳为奴的百姓，累计救助数万人。此外，全真派还衍生出独特的文化现象，如北京玉器业奉丘处机为祖师，因其传说中“点石成玉”的技艺。

2、振兴全真教与道教整体地位。丘处机掌教期间（1203-1227），全真派在元朝支持下迅速发展。成吉思汗赐其“神仙”称号，并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全真派得以广建宫观、收纳信徒，甚至佛教寺庙亦挂全真旗号。丘处机还通过斋醮活动（如祈雨、消灾）巩固社会影响力。

3、龙门派的创立与教义传承。丘处机隐居龙门山七年，创立全真龙门派，主张“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强调内丹修炼。其著作《大丹直指》系统阐述内丹理论，成为全真派核心经典。

三、现代传承与遗产

1、宫观与修行传统。全真派现存主要宫观包括北京白云观、陕西重阳宫等，仍保留内丹修炼、斋醮仪式等传统。龙门派作为全真主流，在当代道教中占据重要地位。

2、文化遗产与学术研究。全真派文献如《道藏》中的《重阳全真集》《磻溪集》等，成为研究宋元思想史的关键资料。其“三教合一”理念也被视为中国宗教融合的典范。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八）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杜牧诗作《江南春》里的后两句，全诗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年少时读此诗觉得大诗人杜牧把江南描写得山水明丽、烟雨朦胧、时空纵深、意味悠长，极美，但现在再看此诗，忽然生出一个想法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寺庙是不是建得多了？或者会不会是杜牧写诗用了夸张手法？我翻了翻资料，不多，杜牧写得一点点都不多，南北朝时的梁代佛寺就达2846所，僧尼8万余人！其时佛教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信佛的人很多，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还四次“舍身入寺”，为僧奴，大量修建佛寺导致国力虚耗。盛极必衰的历史规律在宗教上也一样适用，官方的大规模打压也随之而来。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灭佛事件被称为“三武一宗灭佛”，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发起的四次系统性宗教打压。

一、“三武一宗”灭佛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446-452年）

1、背景。南北朝北魏初期佛教迅速发展，寺院享有免税特权，僧侣人数激增。太武帝拓跋焘为统一北方，急需兵源和税收，加之受道士寇谦之与儒臣崔浩影响，转向尊崇道教。

2、过程。经济与军事打击：公元438年下诏“50岁以下沙门还俗服兵役”；446年长安佛寺被查出藏匿兵器、私藏妇女，引发全面灭佛。暴力镇压：毁佛寺、焚经像，屠杀僧侣，活埋反抗者，仅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部分僧人。文化转向：强制推行道教，称佛教为“西戎虚诞”，北魏境内佛教一度几近灭绝。影响：佛教元气大伤，但文成帝继位后迅速恢复，五台山等地寺院重建，埋下后续宗教矛盾的伏笔。

（二）北周武帝灭佛（574-578年）

1、背景。北周境内佛教寺院占据大量土地，僧尼达300万（占人口1/4），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和兵源。武帝宇文邕推崇儒家治国，道士卫元嵩献策“删寺减僧”。

2、过程。政策辩论：天和至建德年间七次召集儒释道辩论，最终斥佛、道“不净”。温和灭佛：574年下诏“断佛、道二教”，毁佛像、收寺院财产，但未屠杀僧侣，仅令其还俗。推广儒教：设“通道观”收编佛、道学者，强调以儒为尊。影响：北方佛教势力锐减，灭齐后政策推广至北齐境内，大量僧侣南逃，为隋唐佛教复兴留下伏笔。

（三）唐武宗灭佛（845年）

1、背景。中晚唐寺院经济膨胀，全国寺院4万余所，僧尼26万，占有数千万顷土地，经营高利贷，威胁中央财政。武宗崇信道教，宰相李德裕推动经济改革。

2、过程。逐步收紧：842年限制僧尼蓄奴；844年禁供养佛骨；845年“会昌灭佛”达高潮，仅留两京各两寺。经济掠夺：拆毁寺院4600余所，没收金银铸钱，铁器改农具，还俗僧尼充税户，释放奴婢15万人。影响：佛教典籍散佚严重，天台宗、华严宗衰落，禅宗因适应性强崛起；唐宣宗继位后恢复佛教，但再难复盛唐规模。

（四）后周世宗灭佛（955年）

1、背景。五代战乱频繁，百姓为避税役大量出家，寺院私度僧尼、熔铜铸像导致“钱荒”。世宗柴荣为统一中原，需整顿经济。

2、过程。行政整顿：废无敕额寺院3万余所，仅留2694所，僧尼需考试合格方可出家。经济回收：熔佛像铸钱，没收寺院土地，释放劳动力6万余人。影响：虽缓和财政危机，但未彻底禁佛；北宋建立后佛教逐渐复苏，此次灭佛成为最后一次官方系统性打压。

其他相关事件：宋徽宗崇道排佛（1119年）。虽未列入“三武一宗”，但宋徽宗自封“道君皇帝”，强制佛教改称道教名号，僧人学道术，引发泰安升元观等佛寺改道观事件。此举因金兵南侵失败，未成主流。

二、灭佛共性原因

1、经济矛盾。寺院大量占据土地、劳动力，逃避赋税，威胁国家财政。

2、政治集权。宗教势力膨胀挑战皇权，需削弱其社会组织能力。

3、文化竞争。统治者推崇儒道，贬斥佛教为“夷狄之教”。

4、军事需求。释放僧侣补充兵源，如北魏、北周灭佛均与备战相关。

三、历史启示

灭佛虽短期缓解危机，但佛教凭借民众基础屡次复兴，凸显古代政权与宗教的博弈。而道教因与民间起义关联（如黄巾军），反而更受警惕。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宗教政策的核心逻辑：宗教需服务于政权稳定，否则将面临系统性清洗。

十、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篇

（九）中国历史上首位西行取经的僧人——八戒

唐僧西行取经在我国是老少皆知的故事，电视剧《西游记》基本上每个能看电视的人都看过，但实际上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是八戒法师，比唐僧取经早400多年。下面我们来聊聊八戒法师朱士行（公元203—282）的生平与事迹。

一、历史地位与身份确认

朱士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受戒的汉族僧人，法号“八戒”，朱八戒，因其开创性贡献被尊为“汉地沙门第一人”。他生活在三国曹魏至西晋时期，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少年出家，但早期汉人出家仅剃发而未受戒，直至公元250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设坛授戒，朱士行成为汉人首位依《僧祇戒本》正式受戒的比丘。

二、西行求法与取经壮举

1、求法动机。朱士行在洛阳讲解《道行般若经》（即《小品般若》）时，发现译本因删减过多而义理不全，遂发愿西行寻求梵文原典。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时年57岁的他自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2、取经波折。在于阗，朱士行求得《大品般若经》梵本（共90章、60余万字），但遭当地小乘信徒阻挠，诬其为“外道经典”。为证经书真伪，朱士行当众焚经，誓言“若佛法当传汉地，经当不毁”。经书投入火中后火势骤灭，梵本完好无损，终获国王允准送回中原。（大乘教派与小乘教派之争我在下篇再展开）

3、经书传译。公元282年，弟子弗如檀（法饶）将梵本送至洛阳，后由西域僧人无罗叉与居士竺叔兰历时12年译成《放光般若经》（20卷），成为汉地首部系统的大乘般若经典，推动魏晋玄学与佛教思想的融合。

三、晚年传奇圆寂

朱士行留在于阗继续弘法，80岁圆寂，火化时肉身不毁，弟子祈愿“若真得道，法当毁败”，遗骸方碎为舍利，葬于当地。其“肉身不腐”的传说被后世视为佛法灵验的象征。

四、历史贡献与影响

1、教义奠基。《放光般若经》的传入填补了汉地大乘佛教的理论空白，其“性空如幻”、“二谛圆融”等思想为魏晋般若学奠定基础，支孝龙、竺法汰等名僧皆受其影响。

2、西行先驱。朱士行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僧人，比玄奘早400余年。他的实践为法显、玄奘等后辈开辟道路，成为佛教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3、文化符号。因其法号“八戒”与《西游记》中猪八戒同音，民间传说将其视为原型之一。但历史中的朱士行与小说形象截然不同，其坚毅求法的精神更被奉为典范。《高僧传》与敦煌文献均确认其抵达于阗并取得梵本，证实其求法真实性，其真实事迹所彰显的求索精神，远超神话演绎的范畴。

各位以后再看《西游记》，看到八戒法师时，记得“放尊重”些！

今天还只吃了一餐，写得眼花，出去觅食

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才把它读完，呵呵

（注：重新排版编序）

一、绍兴篇

（一）绍兴地名历史沿革

咱们先来看看绍兴地名及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这样才能搞明白一些模糊的事情，比如历史上项梁、项羽是在会稽起兵，这里的会稽是指绍兴吗？贺知章、王阳明是会稽人，但他们是绍兴人吗？大禹是葬在绍兴的大禹陵吗？舜的故乡是在绍兴市上虞区吗？等等。绍兴历史上的名称主要有越（於越/于越、大越，简称越）、会稽、越州、绍兴。

1、越（於越/于越、大越，简称越）

於越是夏朝少康（夏朝第六代君主）的庶子无余的封地。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吴越春秋》记载，少康为延续大禹的祭祀，将庶子无余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负责守护禹陵并管理当地部族，由此建立了越国的前身——“於越”部落 。这一分封标志着越国作为夏朝诸侯国的开端，其族群以姒姓为宗，延续了大禹的血脉。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译：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禹的后代，夏朝少康帝的庶子。少康将其封于会稽，负责奉守禹的祭祀。他们在当地纹身断发，开荒定居。）

另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纔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译：禹之后第六代是少康帝，少康担心禹的祭祀断绝，于是封其庶子到越地，称为无余。……无余初受封时，民众居于山中，虽靠鸟田之利谋生，但赋税仅够宗庙祭祀之用。他们随山势耕种，或捕猎禽鹿为食。）《吴越春秋》是东汉史学家赵晔所著，成书于东汉初期，公元一世纪中期，根据《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等记载，赵晔为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越国自夏朝立国后，长期偏居东南，与中原王朝交流较少，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商周时期，越国虽名义上归属中原王朝，但实际保持半独立状态，政治制度仍以部落联盟为主，经济以渔猎和原始农业为主。

至 春秋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越国第38代君主允常（前538年—前497年在位）通过吸收中原技术，发展农业和冶铸业（如欧冶子铸剑），扩张领土至浙江、江西一带，并首次称“越王” 。但允常在与邻国吴国（其时为吴王阖闾）的战争中去世，其子勾践登基。勾践在吴越争霸中经历“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等人才，改革经济、军事和政治制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于公元前473年灭吴，越国疆域拓展至江淮地区，成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勾践会盟诸侯于徐州，将势力扩展至齐鲁地区。越国古都建于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时期所建，距今已有2500多年建城史。

至战国时期（前5世纪—前222年），勾践去世后，越国因分封制导致权力分散，接连发生“越人三弑其君”的内乱（如朱勾弑父篡位），中央集权逐渐瓦解 。

公元前333年，越王无彊伐楚失败身亡，因为没有指定接班人，越国分裂为东瓯、闽越等小国。楚国的扩张切断了越国与中原的联系，加速其衰落。越“服朝于楚”，而诸越邦国尚存。 汉武帝时期，闽越、东瓯等越人政权彻底并入汉朝。

2、会稽

公元前222年，秦降越君，置会稽郡。会稽作为行政区域地名，是从秦朝开始，但这之前，会稽之名早在存在，可以追溯到大禹时期，会稽之名最初是指一座山，会稽山。据《史记》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大禹在江南会集诸侯、统计治水功绩后去世并葬于此处，地名因此得名“会稽”，意为“统计功绩”。成书于东汉初期的《越绝书·记地传》记载：“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

秦朝时会稽郡的辖区比现在的绍兴大得多，范围在长江下游江南地区，涵盖今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的部分区域，治所位于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具体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涵盖今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全境 ，这一区域是吴国故地，也是秦会稽郡的行政和经济中心；浙江省北部，包括今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金华、衢州等地（以前杭州只是会稽郡的一部分，哈哈）；上海市西部地区，主要覆盖今上海市除浦东新区以外的区域，该区域原属吴国东境，因地理邻近被划入会稽郡（以前上海也只是会稽郡的一部分，嘿嘿，大者，会稽郡）；安徽省东南部，涉及今宣城、芜湖、黄山等地的部分区域，秦朝初期会稽郡西界延伸至皖南丘陵地带，后西汉析置故鄣郡（丹阳郡前身）时划出。

福建省的归属问题，部分史料提及秦会稽郡可能包含福建北部（如闽越故地），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考古显示福建在秦代仍为闽越自治区域，未纳入郡县体系。西汉初期才在福建设冶县（今福州），属会稽郡管辖，秦朝时尚未明确划入。

秦朝会稽郡的广阔辖区在汉代逐步分化。西汉初年：分西部置丹阳郡（原故鄣郡），辖今南京、皖南等地 。东汉中期：分钱塘江以北置吴郡，会稽郡治南迁至山阴（今绍兴），辖浙北及福建部分。三国时期：进一步分置临海郡（浙东南）、建安郡（福建）、东阳郡（浙中）等。西晋时期：东吴降将孙秀被西晋司马炎封为会稽公，遥领会稽公国，其时东吴尚存，会稽还是东吴辖区，孙秀并没有到会稽，身在洛阳，只是遥领，被虚封，此时会稽被名义上改为会稽国。孙秀是孙坚第四子孙匡之孙，他原为东吴前将军、夏口督，因吴末帝孙皓的猜忌，率亲兵数百投奔西晋。我记住孙秀的原因，是多年前看故事时看到他杀了两个古代顶级美女帅哥：绿珠和潘安。

石崇为西晋开国功臣石苞之子，曾依附于权臣贾谧（贾后之弟），属于“金谷二十四友”集团，与贾后势力关系密切。而孙秀是赵王司马伦的心腹谋士，司马伦发动政变诛杀贾后（公元300年）后，贾谧及其党羽遭到清算，石崇因政治立场成为被清洗对象，石崇有一个宠妾绿珠以美貌和才艺闻名，孙秀曾派人索要绿珠，石崇断然拒绝，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孙秀于是报复，杀了石崇全家，绿珠为保全名节在石崇死前坠楼自尽，是为“绿珠坠楼。

潘安，就是“才比子建，貌若潘安”中的帅哥潘安，是中国古代“美男子”的符号化代表，据《世说新语·容止》（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公元5世纪中期）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左思）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晋代《语林》补充：“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就是成语“掷果盈车的”出处。潘岳字安仁，后世省称“潘安”。潘安曾因早年轻视孙秀而遭其记恨。孙秀掌权后，诬告潘安，最终潘安被夷三族，与石崇同日被处决。

之所以花篇幅写上孙秀，是因为单写历史比较枯燥，看官看到美女帅哥或许会眼前一亮，提提兴致。

3、越州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实行行政区划调整，省郡县，会稽郡被废郡设州，改为吴州，并设吴州总管府，总管原东扬州诸郡 。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废除全国总管府，吴州改名越州，回归州-县两级制 。是为越州名称之始。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复行郡县制，越州又改为会稽郡，但“越州”之名在唐代延续。

唐代越州为江南东道治所，辖会稽、山阴、诸暨、剡、余姚等县，行政中心稳定在现在的绍兴城区，越州的行政区域大小和现在的绍兴市差不多。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控制这里，亦称越州。

4、绍兴

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徽、钦二帝被俘，史称“靖康之变”。宋高宗赵构南渡建立南宋，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下诏从建炎五年正月起改元“绍兴”，并升越州为绍兴府。府治设山阴，辖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绍兴”二字的文化内涵：“绍”是指继承、延续，“兴”是指振兴、复兴，“绍兴”就是“绍（继承）祚（国运）、振兴社稷”之意。绍兴之名由此而始，成为南宋首个以年号命名的府级行政区，同时作为“复兴宋室”的政治象征，既是对北宋正统的延续，也是对南宋政权合法性的宣示。

绍兴府之名自南宋确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虽行政区划有所调整（如元代改绍兴路，明清复为绍兴府），但“绍兴”作为核心地名长期沿用。

至民国初期， 1912年废府存县，改称绍兴县，属浙江省。1927年后析出嵊县、诸暨、新昌等县。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设绍兴专区，1958年专区撤销并入宁波专区。1964年复设绍兴专区，1983年撤专区设地级绍兴市至今，辖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市、诸暨市、新昌县。

总结一下，绍兴历史名称演变主体是：春秋越国→秦代会稽郡→汉代会稽郡→三国会稽郡→隋越州→唐越州→五代北宋越州→南宋绍兴府→元绍兴路→明清绍兴府→民国绍兴县→现代绍兴市。

（注：重新排版编序）

一、绍兴篇

（二）贺知章是绍兴人吗？

贺知章生于公元659年，公元744年病逝，主要活跃在唐高宗到玄宗时期，籍贯在唐代越州永兴县（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要搞清楚贺知章是否是绍兴人，得先看当时唐朝的行政区划。

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22年）：唐朝重新划分行政区划，将原会稽郡改为越州，初期辖县包括会稽、山阴、诸暨、余姚等。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713-756年）：越州辖区包括会稽、山阴、萧山、上虞、剡县（今嵊州）、余姚、诸暨等七县 。唐朝实行“道-州-县”三级制。越州属于江南东道（后称浙江东道），是江南地区重要的文化经济中心之一。江南东道下辖19州，越州与杭州、明州（今宁波）等并列，是浙东地区的核心。越州是唐代上州（最高级别州），属“望”级行政区，刺史官阶为从三品，足见其重要性。其治所会稽县（今绍兴越城区）是浙东观察使驻地，兼具地方行政与军事监察职能 。

贺知章籍贯“越州永兴县”即今杭州市萧山区，但萧山在唐代属越州，而1959年后划归杭州，萧山人的口音基本等同于绍兴口音。因此，现代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其籍贯存在“绍兴说”与“杭州说”之争。需明确的是，唐代越州与今绍兴市辖区高度重合，故贺知章广义上可视为“绍兴（越州）人” ，属绍兴历史名人。

贺知章身上有几个标签。

1、贺知章是浙江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状元

贺知章于武则天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考中进士科状元，是现存史料中浙江地区最早的状元。（科举制度始于隋朝，但早期记载多缺失。）

2、贺知章一生顺遂，是唐朝少有的未经政治磨难的诗人

贺知章身处盛唐向中唐过渡的安定期，37岁高中状元，历任国子四门博士、太子宾客、秘书监等清贵官职，性格豁达，自号“四明狂客”，《旧唐书》载其“性旷夷，善谈说”，跟皇帝、同僚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初，86岁高龄的贺知章从京城辞官回越州归养，唐玄宗把绍兴镜湖赐给贺知章，亲自写诗《送贺知章归四明》并命百官赋诗送别，太子亲率百官送行。当官当到86岁，这年龄这送行场面在古代极其罕见。贺知章在回乡途中创下名作《咏柳》与《回乡偶书》组诗。这三首诗的文学成就很高，可以看出状元底子。《咏柳》与《回乡偶书》之一“少小离家老大回”入选语文课文，《回乡偶书》的另一首是“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诗歌所指的镜湖，就是现在绍兴的鉴湖，相传黄帝铸镜于此而得名，鉴湖还有长湖、庆湖、贺家湖、贺监湖等别名，“贺监”指的就是贺知章，贺知章告老还乡后就住在鉴湖边上，大香林附近，人称“道士庄”。

贺知章为什么要辞官还乡，原因有三：一是岁数大了身体变差；二是宰相张九龄下台，李林甫把持朝政，贺知章与张九龄相善，怕李林甫为难自己；三是“入道”，做道士，他把京城的住所捐出来做了道馆，回越州时就是来做道士的，唐代士大夫有“仕隐兼修”的特殊文化现象。但贺知章回乡不久于当年死逝，十一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作乱），贺知章完美避开了政治动荡。

3、贺知章是李白“诗仙”称号的命名者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贺知章读李白《蜀道难》后惊呼：“子，谪仙人也！”（《新唐书·李白传》），从此“谪仙人”成为李白最重要的文学符号，后逐渐演变为“诗仙”称号。贺知章十分器重李白，与李白结为忘年之交，经常一起饮酒作诗，二人并称“饮中八仙”，留下“金龟换酒”的逸闻。第二年，85岁高龄的贺知章推荐42岁的李白入翰林院，李白出身商人之家，在唐朝那个年代的官场不太受人待见，贺知章倾身结交，对李白有莫大的知遇之恩。

4、贺知章是“吴中四士”之一

“吴中四士”是初、盛唐之交活跃于吴中地区（今江浙一带）的四位文人，因地域相同、文风相近而并称。分别是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包融，各自在诗歌、书法等领域有独特成就，四人皆不拘礼法，洒脱不羁。

张若虚（约660—约720），以《春江花月夜》一诗闻名，被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此诗融哲理、意境与抒情于一体，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语言澄澈空明，一洗宫体诗的浮艳 。

贺知章（659—744），诗、书并重，诗歌以绝句见长，语言清新自然，代表作《咏柳》《回乡偶书》组诗脍炙口，其书法也是一绝 ，尤其擅长草书与楷书，草书风格狂放不羁，被称为“纵笔如飞，奔而不竭”，代表作《孝经》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馆；楷书《龙瑞宫记》亦为经典。

张旭（约685—约759）以“狂草”著称，被称为“草圣”，与怀素并称“颠张醉素”。其书法酣畅淋漓，代表作《古诗四帖》《肚痛帖》以变化无穷的笔法闻名，书写时常醉酒挥毫，故有“张颠”之名 。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也是“饮中八仙”之一。

包融（生卒年不详）的诗歌现存仅八首，多写景送别，如《送国子张主簿》中“湖岸缆初解，莺啼别离处”展现江南水乡的离愁别绪，风格清新但影响力不及其他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