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寺位置考辩
胡文炜
内容提要：嘉祥寺是我国佛教三论宗的祖庭。历史上曾有过两座嘉祥寺，一在山阴邑西，一在会稽秦望，后者便是吉藏创三论宗的祖庭。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兄弟初落发在会稽嘉祥寺，为了拜墓便近，他们曾离开嘉祥寺去了兰渚山下(不是移进云门寺）。会稽嘉祥寺最初是王羲之旧宅，该宅后成为王献之旧居。义熙三年，王氏旧宅建成云门寺，以后此寺多次扩建、增建、分建、消失、再建，名称变化纷繁。会稽嘉祥寺大致从公元500年左右到公元845年（唐会昌五年），时显时隐地存在了350年左右。到公元1201年南宋嘉秦《会稽志》完成，嘉祥寺退隐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云门寺”则成为“唐诗之路”上的名寺。
关 键 词：佛教 嘉祥寺 云门寺 三论宗 祖庭
一、绍兴历史上的两座嘉祥寺
嘉祥寺是绍兴历史上的佛教名寺，在我国佛教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该寺是吉藏大师（549—623）正式创立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祖庭。然而宋代以后这座寺院竟然不知所在，嘉泰《会稽志》卷七的“寺院”中，记载了会稽、山阴两县一百多座大小寺院，却没有收录如此重要的嘉祥寺，更不要说其位置了。
嘉泰《会稽志》卷十六中，有两则涉及嘉祥寺，前一则在“翰墨”，全文是：
僧法极，字智永，会稽人，王右军七代孙，号永禅师。与兄子孝宾俱舍家入道，孝宾改名惠欣。初落发时住会稽嘉祥寺，即右军之旧宅。后，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梁武帝以欣、永二人故号所住之寺，为永欣焉[原注：今云门淳化寺]。常居门上临书凡三十年，所退笔头置之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人来觅书如市，户限为之穿穴，用铁裹之，人谓之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退笔冢。自制其铭。又尝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妙传家法，精力过人。隋唐间工书者鲜不临学。禅师年百岁乃终。兄智楷亦工书。
这段文字应来自唐·何延之的《兰亭记》，由于“记”中提到“兰渚山下”，为后面论述需要，仍原文抄录如下：
至七代孙智永——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安西成王谘议彦祖之孙，卢陵王胄昱之子，陈郡谢少卿之外孙也——与兄孝宾俱舍家入道，俗号永禅师。禅师克嗣良裘，精勤此艺。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孝宾，改名惠欣。兄弟初落发时，住会稽嘉祥寺，寺即右军之旧宅也。后，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军之坟及右军叔荟已下茔域，并置山阴西南三十一里兰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于释教，故号所住之寺为永欣焉。事见《会稽志》。其临书之阁，至今尚在。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并付弟子辩才。
上文提到的《会稽志》今已不存。《嘉泰志》卷十六中的另一则在“碑刻”，原文是：
《大觉禅师国一影堂碑》，崔元翰撰，羊士谔正书，贞元九年二月八日，石在府城大庆寺，碑作嘉祥寺。
碑石是可移动的，因而不能作为确定嘉祥寺位置的依据。
嘉泰《会稽志》成稿于南宋，在此之前，南朝·梁释慧皎 (497─554)所撰《高僧传》中有三处提到嘉祥寺：
1、《高僧传》卷第五，义解二，《晋吴虎丘东山寺竺道壹》：
郡守琅玡王荟，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遗于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咨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后暂往吴之虎丘山。
2、《高僧传》卷第五，义解二，《宋山阴嘉祥寺释慧虔》：
释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确然，憩庐山中十有余年，道俗有业志胜途者莫不属慕风彩。罗什新出诸经，虔志存敷显宣扬德教，以远公在山足纽振玄风。虔乃东游吴越嘱地弘通。以晋义熙之初，投山阴嘉祥寺，克己导物，苦身率众。凡诸新经皆书写讲说。涉将五载，忽然得病，寝疾少时，自知必尽，乃属想安养，祈诚观世音。山阴比寺有净严尼，宿德有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清晖妙状光映日月，幢幡华盖皆以七宝庄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尔无常。当时疾虽绵笃而神色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闻异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审必终，又睹瑞相。道俗闻见咸生叹羡焉。
3、《高僧传》卷第七，义解四，《宋山阴灵嘉寺释超进》：
郡守琅瑘王琨请（昙机）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荟所创也。
慧皎撰《高僧传》时恰住在嘉祥寺，而且是直到去世的前一年（553）才离开，在嘉祥寺住了三十多年，所以他的记述是可信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断定，吉藏创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嘉祥寺就在“邑西”？并不是。在唐朝释道宣撰的《续高僧传》中另有记载，该书卷第十一，义解篇七，正纪十二《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中记载：
隋定百越，（吉藏）遂东游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问道千余，志存传灯，法轮相继。
这里明确记述，吉藏是“东游秦望”而到的嘉祥寺，在那里“止泊”后敷演引领，以致前来问道者达千余人。吉藏生于549年，623年去世；道宣生于596年，667年去世，两人时代接近，所以《续高僧传》的记载也是完全可信的。道宣作为释家子弟，他撰的是“续”高僧传，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慧皎的《高僧传》，不会不知山阴邑西有王荟为竺道壹起的嘉祥寺。如果寺在山阴邑西，他怎么可能虚构一个“秦望”的嘉祥寺？当时人工湖镜湖已建成，云门寺与禹穴同在镜湖最大的上游若耶溪边，而邑西远在平原，无禹穴。
现在我们来回看《高僧传》中关于嘉祥寺的兴建。第一则，是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注意，文中写的是“起”嘉祥寺，是说建造了一座寺院。现在不少论者将王荟所起的寺当作是王羲之的旧宅，这是没有根据的。《高僧传》中的三则资料，都没有说嘉祥寺是王羲之的旧宅。王荟是王导的第六子，公元373—379年任会稽内吏。王羲之是王导的从子，公元350—355年任会稽内史，王羲之与王荟是亲戚，处同时代而王荟稍晚。王羲之早有名声，如果嘉祥寺是王羲之舍宅所建，慧皎他理应提及。王羲之公元355年去的金庭，最后在金庭去世。王荟在邑西起寺时，王羲之已不在，但他的儿子王献之在，这王荟怎么能擅自将王羲之的旧居改建为寺院？至于第二则和第三则，只是说“投”嘉祥寺和“居”嘉祥寺，没有再说是谁建造，更没有说本是谁的“旧宅”。
下面再看三则记载中的大致年代：
1、王荟，公元373—379年任会稽内吏。
2、慧虔，“义熙初”投嘉祥寺，义熙元年是公元405年。
3、王琨，是王荟之孙，公元472—474年任会稽内史。
也就是说，这三则记载的年代都在南朝宋及以前。而吉藏东游秦望，是隋平定江南以后，隋灭陈是公元589年。也就是说《续高僧传》中吉藏止泊嘉祥寺，与《高僧传》的三则记载不处于同一时期，相距至少在100年以上。100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既然100年前《高僧传》中的嘉祥寺是在“邑西”，100年后《续高僧传》中的嘉祥寺在“秦望”，“邑西”与“秦望”又不在同一位置，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这两个地方都有过一座嘉祥寺，邑西的在前，秦望的在后，吉藏创立我国三论宗的嘉祥寺是在秦望。至于为什么邑西的嘉祥寺后来去了秦望，本来寺院同名的很多，如绍兴就有同名的宝林、永兴、长寿、报恩、广福等寺院，何况相距100多年，有二个同名寺院完全可以。嘉祥是瑞祥、吉祥的意思，越州有嘉祥寺，山西省的三甲乡赤祥村也有嘉祥寺，该寺现在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考证文章认彼嘉祥为此嘉祥，说嘉祥寺在绍兴县三甲乡赤祥村，却又找不到绍兴历史上的三甲、赤祥地名，就是以为“嘉祥”这个名称只有一个地方能用。另外，就是山东省也有一个叫“嘉祥”的地名。
寺院不仅有同名，还可以寺名转移，如《嘉泰志》卷七“寺院”中，山阴县西三十里柯桥的原接待院，就是用“江北”安昌乡灵秘废院额而改名为“灵秘院”。还有华岩寺有过三个位置，始建地在县东南75里处，初建年代不详，唐咸通九年（868）赐华严院，后在五云乡黄琢山重建。南宋庆元三年（1197）马氏兄弟在东街望春桥下重建华严院，后改称华严寺。再看《高僧传》中的《宋山阴嘉祥寺释慧虔》，标题是“山阴嘉祥寺”，文中写慧虔“晋义熙之初投山阴嘉祥寺”，说明这座嘉祥寺是在“山阴”，合符“邑西”。而撰写这部《高僧传》的慧皎自己，却署“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高僧传》序录卷第十四有“此传是会稽嘉祥寺慧皎法师所撰”，寺在“会稽”。慧皎他为什么不署“山阴”？或者他笔下的慧虔怎么不是与他一样在“会稽”？这正说明嘉祥寺先后有两座，一在山阴，一在会稽。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高僧传》中的嘉祥寺与《续高僧传》中的嘉祥寺，系不是同一时代同一地点的两座寺院，也只能是两座寺院，才解释得通为何两书的记载一在“邑西”，一在“秦望”；一在“山阴”，一在“会稽”。
二、智永兄弟为“拜墓便近”移寺
绍兴历史上曾先后有二座嘉祥寺，上文已详。《高僧传》中的三则记载，有二则是在“邑西”，没有具体地点，另一则《宋山阴嘉祥寺释慧虔》稍详细一点，谓净严尼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往嘉祥寺迎慧虔。我们知道绍兴城门东南西北都有，西郭门正是在“邑西”，梦中观世音不从别的门进来，所以这座寺院只能在西郭门内。根据这三则文字，该寺不是王羲之的旧宅。根据《续高僧传》，该寺也不是吉藏创立我国三论宗的祖庭。
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告诉我们，嘉祥寺是“右军旧宅”，是智永兄弟初落发时所住的处所。后来为了“拜墓便近”而“因移此寺”。这里必须指出，唐代的《兰亭记》也好，南宋的《嘉泰志》也好，都没有明确点出“此寺”是什么“寺”。既然他们是为了“拜墓便近”而“移此寺”，那“墓”又在哪里？这在《兰亭记》中交代得很清楚，是在“兰渚山下”：“自右军之坟及右军叔荟已下茔域，并置山阴西南三十一里兰渚山下。” “并置”是一并将王羲之与其叔王荟置于兰渚山下。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智永兄弟离开当初落发时的嘉祥寺，来到了兰渚山下。何延之是将“为拜墓便近”而“移此寺”，去到“兰渚山下”，作为因果关系来记载的，因而虽然王羲之墓的具体位置现在尚有不同看法，但智永他们所去的地方兰渚山下是表述得很清楚的。以前关于嘉祥寺的介绍也好论述也好，都是把“移此寺”的“寺”作为云门寺解，也就是认为智永他们是从嘉祥寺移到云门寺，包括万历《绍兴府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拜墓决不是“便近”，而是极为不近不便。且看兰渚山在云门寺西北，中间正好横隔着一座高大的秦望山，若是走陆路向西北，就得从东到西翻过这座秦望大山，行经人迹不到的荒山小道，即使现在要走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时可能根本没现成的路。如果走水路，得向北远绕，经古镜湖再弯向西南，这可说是一条最不便近的路。所以“移寺”只能指移出处于秦望山下的嘉祥寺。
移，转移、改变，可以是从别处移到这里，也可以从这里移到别处，且看对于智永兄弟的“移寺”，下面两句哪一句来得合理：
1、为去兰渚山下拜墓便近，移进云门寺。
2、为去兰渚山下拜墓便近，移出嘉祥寺，到兰渚山下。
显然前一句是不合理的。至于他们到兰渚山下后住在哪里，文献没有记载。就现在所知，那里曾有天章寺、乾峰寺，相邻漓渚还有宝寿寺，都建于鉴湖湮废前湖的南边。这些寺院是新建还是重建，在此之前有没有别的寺院后来废了，由于时间已过去一千四百多年，许多事物的失传不可避免。但有一件事众所周知，就是王羲之等四十多人曾在兰渚山下的兰亭举行过修禊。王羲之看到的地方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有清澈湍急的溪流，选这个地方作为他最后的归宿是有可能的。嘉祥寺在秦望，云门寺也在秦望，如果两地不远，那又何必移寺呢？梁武帝曾因智永和惠欣两人的名字而给了一个永欣的名称，但作为寺名，“永欣”的使用时间并不长，而智永的寿命则长达百岁。一个60岁的人，在一个地方住30年当然很长，对于100岁的人来说，30年时间并不算长，100年里可以发生很多事，出现很多变化，这里住30年，那里住20年完全可以，例如他们20岁开始“临书”，临了30年后去了兰渚山下，这也完全顺理成章。
对比《嘉泰志》和《兰亭记》 ，《嘉泰志》删去了“兰渚山下”，这是不是说《嘉泰志》的编者认为王羲之墓在云门，所以智永他们移居到了云门寺，从而删去兰渚山下？不是，因为《嘉泰志》中并无王羲之墓在云门的记载，在“志”的“卷第六·冢墓”中有“王羲之墓”，原文是“墓在诸暨苎萝山，孔晔记云：墓碑孙兴公文，王子敬之书也，而碑亡矣。”且不说“碑亡”如何，如果按照墓在苎萝山说，也否定不了智永为拜墓而移出嘉祥寺，因为《嘉泰志》虽删掉了“兰渚山下”，但保留了这句“后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即同意“移寺”是为拜墓便近。无非是移到兰渚山下和移到苎萝山的区别，如果墓在苎萝山，他们“移进”云门寺同样不便不近。所以无论墓在兰渚山下还是苎萝山，都不能否认智永他们是从落发的嘉祥寺“移出”去，而不是从嘉祥寺“移进”云门寺。
三、吉藏“止泊”的嘉祥寺就是王献之故宅云门寺
王荟“起嘉祥寺”在公元373—379年他任会稽内吏时，慧虔“投”嘉祥寺在义熙之初，义熙元年是公元405年。昙机“居”嘉祥寺在公元472—474年间。这几则记载都没有说嘉祥寺原是王羲之旧宅。唯唐·何延之的《兰亭记》说智永“兄弟初落发时，住会稽嘉祥寺，寺即右军之旧宅也。”据唐·释道宣(596-667)《续高僧传》，吉藏“止泊”的嘉祥寺在“秦望”，由此可以认定王羲之的旧宅在秦望。吉藏到秦望嘉祥寺后“如常敷引，禹穴成市，问道千余”，这里的“禹穴”在哪里？现在通常将禹穴定在宛委山的东侧，这当然有文献依据。但自东汉镜湖建成（公元140年）后，宛委山东侧成为镜湖湖区，虽然禹穴处在山坡上不受影响，但那里没有可容千余人问道的场地。由于秦始皇东巡到秦望山立碑，同时还祭禹，因而处在镜湖时期的释道宣，把秦望与禹穴相联系也完全可以理解。唐·韩愈送惠师云：“尝闻禹穴奇，东去穿瓯越”（见嘉泰《会稽志》卷九“山·宛委山”注），也没定一个确切的地点。那么这座嘉祥寺，也就是王羲之“旧宅”具体又在哪个地点？
《高僧传》中的嘉祥寺在山阴邑西，这是100年前的嘉祥寺，慧皎撰《高僧传》的嘉祥寺在会稽，智永初落发的嘉祥寺也在会稽，《嘉泰志》把云门寺也列在会稽县。据《绍兴佛教志》第56页：寺在“秦望山麓，其东与若耶山相望，若耶溪穿越两山之间向北奔流。”若耶山，现在没有这个名称，但既然若耶溪穿越两山之间，那就是说秦望嘉祥寺与若耶溪相近，即该寺西靠秦望山，东朝若耶溪。从实地看，这个地形只能在平水镇平江村的东北与西南十里长度之内。在这十里长度中又有哪些寺院呢？
何延之的《兰亭记》撰成于唐代，是关于云门文化的较早文献，然而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献，却只有王羲之旧宅和智永兄弟落发的嘉祥寺，没有提到王献之和云门寺。南宋嘉泰《会稽志》列云门寺在会稽境内，与慧皎署“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相一致。《嘉泰志》载：“淳化寺，在县南三十里，中书令王子敬所居也，义熙三年，有五色祥云见，安帝诏建云门寺，会昌毁废。”唐会昌五年是公元845年。由于《嘉泰志·寺院》中没有记载王羲之旧宅和嘉祥寺，而《兰亭记》中没有王献之所居之宅和云门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即吉藏“止泊”的王羲之旧宅嘉祥寺，就是王献之故宅云门寺。与秦望嘉样寺一样，云门是也符合西靠秦望山，东近若耶溪。有关文献记载这一带上下十里也只有云门寺极其衍生的副寺，天衣寺（法华寺）距若耶溪太远了。由于云门寺是王献之旧居，嘉祥寺是王羲之旧居，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继承王羲之的居所，完全顺理成章。由此可以认定云门寺曾一度有过嘉祥寺这个名称。据实地查看，这一带没有发现过任何地下遗址和散落的构件，吉藏在嘉祥寺时“问道千余”，也只有云门寺周围才有这样的场地可以容纳。
何延之《兰亭记》载：“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于释教，故号所住之寺为永欣焉。”永欣寺，一说是隋炀帝赐的名（见《绍兴佛教志》第29页）。不论这名是谁给的，云门寺都没有被永欣寺这个名称所取代。倒是后来，云门寺及其旁重建、扩建、分建了多座寺院（名称），如广孝寺、淳化寺、大中拯迷寺、雍熙院、显圣院、寿圣院、大乘永兴禅院、上庵、广福院等，但就是没有用“永欣”这个名称。不少事例说明寺院等建筑的名称会时隐时现，有时名称早已改了，但总会有人仍称呼原来的名称，甚至新旧名称并用，如绍兴农村以前有“大队”的称呼，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大队撤销，可时至今日，虽过去30多年，许多村里仍有不少人习惯称呼“我们大队”。绍兴城区的儿童公园，最早称省园，后叫赵园，以后叫金家花园、人民公园、儿童公园、绍兴游乐园，现在又称儿童公园，其中金家花园改名后仍一直被不少人称呼了很多年。陆游的快阁，后来称任家、姚家。绍兴的大善寺曾一度号“开元”，而平常所说的开元寺则在大善寺以东一里处。
嘉祥寺是因吉藏讲三论宗兴盛一时，但吉藏在这里只待了15年，即自公元589至604年，时在隋代。不久随着禅宗、华严宗的兴起，三论宗逐渐淡出。会昌五年（845）大规模毁废寺院，山阴唯存大善寺。到“大中六年（852），观察使李褒奏请重建，号大中拯迷寺。五代战乱，僧侣散走，海晏旧锡于此。宋淳化五年（994），改名淳化……绍兴十八年（1148）宋高宗御书‘传忠文孝之寺’碑额。”（见《绍兴佛教志》第30页）由此可知，自唐代的会昌五年到南宋绍兴十八年这300年里，云门寺的名称很少再用到。显德二年（955），于拯迷寺右壁峰前建看经院，乾德六年(968年)赐号云门寺，至道二年（996）九月改显圣院，也不过是28年。至南宋嘉泰元年（1201），陆游为《会稽志》作序，这部绍兴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典籍嘉泰《会稽志》编定后，云门寺确立，嘉祥寺则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为什么消失的是嘉祥寺而不是云门寺？义熙三年安帝诏建云门寺，虽然嘉祥寺出现在后，但“云门”是由“帝”“诏建”，“级别”相对要高。为什么已有云门寺，又在同一地方有嘉祥寺的名称？那既有“云门寺”，为什么又有广孝寺、淳化寺、大中拯迷寺等？“云门”和“嘉祥”的存与废，还与山名有关，唐诗中有“云门寺”，还常常出现“云门山”，但从来没有“嘉祥山”，也没有“永欣山”，云门山下消失的名称不仅有嘉祥，还有广孝、淳化、拯迷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把云门寺看作是一个总称，其他名称是其从属，云门不仅是寺的名称，还是这一片区域的名称。唐·韩愈送惠师诗中又写到：“越俗不好古，流传失其真”（见嘉泰《会稽志》卷九“山·宛委山”注）。时代远了，“失真”也许难免。绍兴历史上对嘉祥寺似乎是有意淡化，嘉泰《会稽志》中不仅没有在卷七的“寺院”中收录嘉祥寺，就是卷十五的“高僧”中也没有收录在嘉祥寺创立佛教一派的吉藏；没有收录在嘉祥寺住三十多年撰《高僧传》的慧皎，这应与三论宗的衰落有关，当法相、华严、禅宗相继创立和流行，三论宗遂逐渐淡出，其中或存在派别原因而有意不提创三论宗的会稽嘉祥寺，因而云门长久而嘉祥退隐。
结论
1、绍兴历史上曾有两座嘉祥寺，一在邑西，是山阴嘉祥寺；一在秦望，是会稽嘉祥寺。山阴嘉祥寺在西郭门内。
2、智永兄弟初落发在会稽嘉祥寺，后为了拜墓便近，离开嘉祥寺去了兰渚山下（一说苎萝山），是移出嘉祥寺，而不是移进云门寺。
3、作为我国三论宗祖庭的会稽嘉祥寺，最初是王羲之旧宅，该宅后成为王献之旧居。义熙三年，王氏旧宅建成云门寺，以后此寺多次扩建、增建、分建、消失、再建，名称变化纷繁。会稽嘉祥寺大致从公元500年左右到公元845年（唐会昌五年），时显时隐地存在了350年左右。到公元1201年南宋嘉秦《会稽志》完成，嘉祥寺退隐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4、云门寺一度有过嘉祥寺这个名称，是吉藏正式创我国三论宗的所在地。
注：
主要参考资料：①《高僧传》释慧皎撰，中华书局2004年。②《续高僧传》道宣撰，中华书局2014年。③嘉泰《会稽志》施宿等撰。④《绍兴佛教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⑤《越考录》盛鸿郎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