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地古文化遗址与潮汐的关系 胡文炜
提要：6000年前至2500年前，绍兴北部没有潮水，而是一片平原，有草地、林地和耕地，传统的古越国时期“绍兴北部是潮侵的斥卤地说”不符实际。
一、遗址位置实勘
绍兴北部已发掘并公布为文保单位的古文化遗址，有寺前山遗址、仙人山遗址、凤凰墩遗址、壶瓶山遗址、后白洋遗址、袍谷遗址。2013年我对这几个遗址再次实地踏看了一遍，其环境与发掘前后有较大的改观，有的已是面目全非。
1、寺前山遗址在柯桥区杨汛桥镇江桃村北边的寺前山脚下，不远处的山腰有一座“金刚寺”。山脚立碑，刻“绍兴县文物保护单位”“寺前山遗址”“2006年12月31日公布”等字，地上种着些南瓜等植物，如果不是因为有这块碑，根本不知道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2013年7月20日）。
2、仙人山遗址在柯桥区马鞍镇六江下自然村，这里东边一百米外就是马鞍山。询问时，很多人已不知有座仙人山。村里有人说要找一位张师傅，过去的事他都知道。在电厂门卫找到张师傅， 60多岁，他说仙人山的位置就在电厂内，大概二三层楼高，现早已炸掉。未见到文保碑（2013年5月14日）。
3、凤凰墩遗址在柯桥区马鞍镇市桥公交站南约50米，厂房大门外的绿化带上立有文保碑，刻“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马鞍古文化遗址”，“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厂房东南是马鞍山的山脚，厂门卫是60多岁的当地人，他说凤凰墩本来就在这个厂里面，墩约二人高，现在早已搬掉，上面建了厂房（2013年5月12日）。
4、壶瓶山遗址在柯桥区齐贤镇朝阳村西侧的壶瓶山脚下。壶瓶山南边不远有一条小河道，沿河一条水泥路，西端路边一排矮房，一间房子的东墙根靠着一块文保碑，刻“绍兴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壶瓶山古文化遗址”“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布”。一位正在照看庄稼的中年人说，这块碑原来在向北30米处的山脚下，后来那里要建围墙，移到这里来比较妥当一点。在文保碑北见到围墙内一栋建筑，墙上有字“严禁烟火”（2013年5月14日）。
5、后白洋遗址在柯桥区安昌镇后白洋村西北，距大和山脚约300米，以前这里称金钩溇、银钩溇，是高出周围水稻田的台地。现在很多年青人已不知有这两个名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面建厂房，先是文具盒厂，后来是钢带厂。经熟人指点，找到这家厂，他们说遗址就在这个厂内。没有见到文保碑（2013年4月28日）。
6、袍谷遗址在越城区斗门镇里谷社村外。在村里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有的好象不愿说。后来一位外地人说知道，可以带路，他说以前那里办过造纸厂，现在是金属收购站。出村走一段路，在距“第一桥”公交站不远处有厂房，设多块废金属收购的牌子，厂内场地靠墙处置文保碑，刻“绍兴县文物保护单位”“袍谷遗址”“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布”。（2013年10月30日）。
二、遗址年代
寺前山遗址据绍兴市文管局编《绍兴文化遗产·遗址墓葬卷》第14页（中华书局2012年），该遗址是2004年11月建路时发现，文管部门进行了为时二个月的发掘，核心面积3000平方米，有“类似聚落环壕性质的围沟”。堆积厚达0.88至2米，延续时间分西周、良渚、马家浜三个时期，下层距今6000年左右。
仙人山遗址据绍兴县文保所编《绍兴县文物志》第5-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该遗址是砖瓦厂取土时发现，处在高出周围水稻田1米多的土墩中。文管部门于1985年10月发掘，文化层厚60厘米，下层距今5000年，上层4000至3500年。分布范围8000平方米，是一处“古代村落遗址”，1987年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1997年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统称马鞍古文化遗址。
凤凰墩遗址据《绍兴县文物志》第6页，文管部门于1984年和1993年在此先后发掘两次，文化层厚约1米，年代距今4000多年。遗址分布范围约6000平方米，发现“人类居住基址”，出土器物180余件，主要是陶器生活用具及石器等生产用具，1987年、1997年先后公布为县级、省级文保单位，统称马鞍古文化遗址。
壶瓶山遗址据《绍兴县文物志》第7页，该遗址是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1991年和1993年配合建设进行发掘。先后发现三个文化层：商代的厚1米左右；西周厚40至80厘米；春秋战国厚10至90厘米。有陶器、原始青瓷，系生活用品、生产用品，还有陶纺轮、网坠等。分布范围约2万平方米。
后白洋遗址据《绍兴县文物志》第7-8页，该遗址是1994年3月建厂房时发现，文物部门于1994年春和1995年春二次发掘，文化层厚40至80厘米，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出土多种陶器、青瓷的生活用具，也有石器生产用具，1995年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
袍谷遗址据《绍兴县文物志》第9-10页，该遗址是1981年发现，曾作试掘，1986年和1994年因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文化层厚40至60厘米，年代为战国时期，出土以陶器生活用具为主，也有纺轮、网坠等。“志”中附图片一张，文保碑置于一片农田中间。
除此之外还有柯桥区齐贤镇金白山南坡遗址，1994年办厂时发现，出土陶器、石器；属新石器时期；杨汛桥镇江塘村南的虎乌山遗址，具体位于天成庵旁，上世纪70年代末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富盛镇乌石村北的桥头畈遗址，1985年发现，分布面积4000平方米，春秋战国时期；陶堰镇张岙村东南100米的义峰山门口畈遗址，1985年发现，面积1000平方米，东周时代。均见《绍兴县文物志》，未注明是文保单位。
三、遗址与潮汐的关系
绍兴北部有省级文保单位绍萧海塘，曾是抵挡杭州湾海潮的重要设施，也可以说是一条保护百姓安危的生命线。多年来出版的地方文化著作和发表的有关文章，几乎都将绍兴北部认作是海潮进出之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允常时期越部族的活动中心在地势较高的山丘，到勾践时期北迁到山麓的冲积扇，但“由于山会平原长期曾是一片沼泽之地，洪涝潮汐频仍，土地渍盐化又十分严重”，为此，开发山会平原需要建蓄水工程，例如吴塘（《上善之水》第47页，学林出版社2012年）。吴塘建于约2500年前。还有诸如“这次海进在6000年以前达到高峰，当时的宁绍平原，西起会稽山北麓，东到四明山北麓，沦为一片浅海，”海水吞噬了沃土，越人大规模流散，其中一支进入会稽山腹地，“从此在那里过了几千年‘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生活。”（《绍兴山水》第2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也就是说要到勾践时期海水退缩留下咸水沼泽，越人才走出会稽山，开始开发渍盐化严重的北部平原。
然而我们从近四十年里所发现的地下遗址看，却并不如此。寺前山遗址说明绍兴北部平原6000年前已有人类居住，如果潮水能冲到山麓，那又如何安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潮水来了可以逃到山上，且不说山下是浅海，即使是潮来潮去，要经常逃上返回，又如何过日子。如果那样，又为何不在山上建家园，而山上恰恰没有发现古人居住的遗址。
这几处古文化遗址还清楚地表明：从6000年前，到5000年前、4000年前、3500年前，直至商代、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年代一直延续，没有间断，而且是“聚落”性质，就是说绍兴北部从6000年前到2500年前（即勾践建越城前），一直是有人类生活在那里。从遗址的分布范围、出土的器物和延续年代看，那里不是临时暂住，而是古人安居的家园，其中纺轮是用来纺绩，网坠用来捕鱼，可以捕河里的淡水鱼，而石锛、石刀等石器可作为耕作工具。遗址有的处在山脚，那里便于获取柴薪和树上的果实。袍谷和后白洋遗址则完全处于平地，说明当时根本不会有海潮进到那里。还需注意的是上面几处仅是已经发现的古代遗址，都是因搞建设，或建砖瓦厂取土时被发现，如果那里不搞建设，不取土，则将一直封存在地下，那么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未发现的呢，恐怕谁也不敢否定。
上世纪70年代，绍兴围垦央茶湖（时称红湖），从湖底下挖出许多炭化泥煤，可见古代这里曾是一片森林。据《鉴湖与绍兴水利》第54页（中国书店1991年版），古鉴湖下面埋有泥炭层，从宾舍到偏门长5公里以上，面积可达95.6平方公里，时代距今约4000-5000年，“沉积物中所含孢子花粉主要为麻栎、栗、松、青刚栎等，”“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针叶混交林、草原。”从中可以窥测当时北部平原的大致环境——不是潮汐频仍，土地盐渍化严重的地方。
四、绍兴北部海水侵袭的年代认定
从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和泥炭层看，绍兴北部从6000年前到勾践复国时期，本是一大片可以供人类居住垦种的林地、草地和淡水沼泽，具体人口密度如何，现在无法推断，以越国的不断发动战争看，当时那里已经是提供军粮的一个基地，因为会稽山区虽然有一处处山谷平地，但面积不大，尤其是非常分散，所产粮食既不会多，集中起来又困难，外运更是不便。当时吴国是强国，勾践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人数众多的军队，怎么能战胜对方。除了养军队，当时国家还在建造大批船只，还抽出相当数量的壮年去伐木营建大墓，这都是长时期的劳动力占用，每天要耗费大量粮食，仅靠山区出产是远远无法满足的，何况那时还没有高产作物玉米、蕃薯。
至于说越人“水行山处”，当然山区有越人，但“水处”的“水”不等于是海，平原上应该有很多河湖，所以必须会“水行”。至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这段话并不排斥平原有人居住，更不能说明平原上有潮水侵袭。遗址在山脚，便是“随陵陆而耕种”，“陵”是山丘，“陆”则是陆地，有大片的林地草原和淡水沼泽，可“逐禽鹿而给食”，并非只在会稽山腹地才有这种生活环境。如果山下是海水沼泽，反而不切合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哪种文献，都没有关于绍兴北部有潮水的记载。
那潮水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侵袭平原的呢，从出土文物看，平原的古文化遗址止于战国晚期，汉代只有山坡上的窑址以及墓葬，不再有作为生活区的聚落遗址发现。因此可以认定北部平原的潮汐影响是战国晚期开始的，虽然勾践迁都在战国前期，而且因素很多，但是不是他已经预测到平原的生存可能会有所不利？这虽然是推测，但到东汉初，海面距田已只有丈余，如果遇上来势凶猛的大潮，是有可能冲上平原，土地会潴留海水，造成农田斥卤，灌溉困难，因此才有马臻出来主持建造鉴湖水利工程。
鉴湖建成后，灌溉的淡水是有了，但潮汐不会因此减弱，而且随着山川陵陆的缓慢运动，潮水不断上涨，至唐代有了较为完整的海堤，以后历朝历代不断重修、加固、完善，明代时“潮到海塘，尽力一礴，水击射，溅起数丈”（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第61-62页，作家出版社1995年），试想如果没有坚固的海塘阻挡，那将会出现多么可怕的景象，这只能说明6000年来，海水是不断上涨的。
五、河姆渡遗址的佐证
本文前面所作出的论断是根据绍兴北部的文化遗址，重点为还原春秋战国时期越人的生存状态。如果我们结合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与所处环境，那么可以进一步确切地证明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即从6000年前到2500年前，绍兴北部是一片没有海水侵袭的林地、草地和淡水沼泽，同时推翻“6000年前卷转虫海侵高潮，宁绍平原北部沦为一片浅海”，自此越人进入山区，直到勾践时才出来开发这片渍盐的土地的习惯认识。
根据考古发现，河姆渡遗址共有四个文化层，最下面的第四层距今7000—6500年，第三层距今6300—6000年，第二层距今6000至5600年，最上面的第一层距今5600—5300年（据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展示），也就是说从7000年前至5300年前的1700年里一直有人类生活着。这或许会被解释为1700年中古人在这里先后生活了4次，平均400多年一次，每二次中间发生过海侵。好象是古人一定看上了这个地方，家园被海水吞噬了一次又一次，在渍盐的土地上生存了一次又一次，实在非夷所思。根据发掘现场，遗址总面积达40000平方米，其中生活区2800平方米，最大的一间居室长23米余，深约7米，因而那里是作为定居的家园。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周围地下应该还有未发掘的遗址遗物，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说仙人山遗址、马鞍古文化遗址是处在山脚下，海水来时可以避向山上，那么河姆渡遗址告诉我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恰恰不是依山安家，而是与山有一定距离，从遗址现场看，家口很多，还有小孩，潮水来时奔逃很不方便。河姆渡人之所以没有将家安在山脚下，是由于山上野兽极多，住所不仅要与山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必须是干栏式建筑，即在木桩上架设木板，使居室高出于地面。这种干栏式建筑当然不是为了避海潮，因为他们除了猎取兽类外，还种植水稻；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为使饮用水保持干净，还打井取水。试想如果这片土地上有海水潴留，或是被海水浸过的盐碱地，他们还能这样生活吗？
诚然有一句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包括许多海岛上是有人居住生活的，例如绍兴北部就有村落与海为邻，但那必须有前提，即以海塘作保障，没有海塘的地方则一定住在山坡上，即使海潮最大也打不到居所。而现在发掘的古文化遗址要么在山脚下面，要么在与山相隔一定距离的平原上，证明那里根本不会受到海水威胁。而且从出土的实物和遗址状况看，他们的脚下是一片没有斥卤渍盐的可以生活、垦种的土地。河姆渡博物馆内文字介绍：这里昔日曾是“古木参天，水草茂密，虎吟象吼，鱼跃雁飞，一派生机盎然的动物世界。”“狩猎获取的肉食有鹿、猪、狗、水牛、犀、象、熊、虎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禽类肉食。”偏偏看不到海的影响。
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到约2400年前的袍谷遗址，宁绍平原古文化遗址的年代一直延续不断，也就是说这片土地上一直有人类生活着。这些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现在该清除“7000—6000年前卷转虫海侵高潮”；“越人流散”；“宁绍平原土地斥卤渍盐”；“勾践时期才开始开发北部平原”这种错误认识了。由于多年来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很大，凡有关的书籍文章全都沿用此说，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因此观念上一下子转换不过来。但我们唯一所采取的只能是面对事实，服从事实，对于事实我们别无选择。
六、造成错误认识的原因
古文化遗址证明6000年前到约2400年前，北部平原并无海水侵袭，而是一片可以垦种的林地、草地以及淡水沼泽，那又为什么会有“浅海”、“土地渍盐”之说呢？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现在不少地方可见相海岩石，距绍兴较近的，在宛委山一带随处可见卵石胶结的岩层岩块，最著名的是香炉峰上面两块胶结岩，其中一块刻“海上飞来”四字，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其实远在诸暨的汤江岩、斗岩以及天台的赤城山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岩层岩石。更能说明绍兴山区存在海相岩的是新昌的南岩，2013年3月25日笔者去那里考察，只见一道巨大的岩壁，高超过十丈，宽数十丈，全部由卵石胶结而成。据介绍，山岩中嵌有贝螺和蟹壳，由于常有人来，现在伸手可及处已被挖掉，但管理的人说上面还能见到。
二是有很多传说，例如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绍兴的“平水”是因为以前潮水一直可以平到那里，所以产生这个地名。距海塘5公里的安昌镇有“盐仓头”的地名，当地一些人说是晒盐的地方，在盐仓头南边一带，当地人指称为“南塘”，说是这里筑过一条塘，是挡潮的。湖塘街道的宾舍，传说海潮曾到过那里，后来有人在这里搭舍建家，东汉的蔡邕曾在此居住。还有卧龙山上的文种墓被潮卷走，历史本来多传说，甚至越传越远。
第三是史书上有许多潮灾记载。宋嘉定六年（1213）海堤溃决五千余丈，田庐漂没，转徙者二万余户，斥卤七万亩。明成化八年（1472）风潮大作，塘尽坏，山、会、萧三县滨海之民皆被患。崇祯元年（1628）七月，飓风潮陡，宋家溇一带江水滔天，顷刻之际，庐舍冲溃，男妇溺死不啻万计。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海潮高数丈，海塘崩决，漂没禾稼、屋宇不可胜数。道光十八年（1838）大潮冲毁塘125丈。同治元年（1862）海塘被冲决多处。民国九年（1920）海塘冲决二处，房屋漂没无数。民国三十二年（1943）因海塘冲决，五千亩田受淹。
其实这是将远古与近代，传说与史实夹在了一起。现在绍兴所见的海相岩，那是远古时期的地质构造。而“平水”名称的来历仅是一个传说，“南塘”、“宾舍”则或是附会，或是张冠李戴。志书所载的潮灾是史实，但已经在宋代以后。所以将本来并不相关的远古地质年代、近1500年来的潮灾记载以及民间的传说附会，三者混合在一起，产生了绍兴北部一直以来都是潮汐频仍的错误印象。
以目前通行的观点，即绍兴北部平原6000年前出现海侵高潮，越人流散，直到勾践时期才开始开发这片斥卤数千年的土地，那是由于地面下的这些古文化遗址还没有被发现。这些古文化遗址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由考古部门发掘并公布。又由于这些遗址不是同一时间“集束”推出，而是前后延续了好多年，尤其是寺前山遗址的发现已在2004年，距壶瓶山遗址发掘已有二十年之久，与传统的观念相比，新的印象还不深，一时很难清除已经留下的烙印。
我们知道除了火山喷发、滑坡、崩坍等突发性现象和泥沙转移等受外力作用所产生的变化外，地壳运动与人类历史相比，是非常缓慢的，大陆板块漂移、挤压、隆起、下沉，都需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在短短的三五千年时间里，陆地不会出现升升降降，海水也不会进进退退。从已发现的文化遗址看，距今7000年至约2400年前的四千多年里，北部平原是一片没有海水侵袭的平原，那里一直有古人居住着，直到西汉时才受潮汐影响，土地出现碱化，迫使人口转移，司马迁见到这里是“地广人稀”。东汉时建鉴湖蓄水冲淡，到唐代建堤挡潮，至明代有坚固完善的百里海塘。而对于几成定论的“卷转虫海侵”、“6000年前至2500年前绍兴北部平原斥卤”之说需要及时加以重新认识并且纠正。光明网·科技频道2015年3月11日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