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活在现在舒坦，有现代科技的加持，人们能享受很多古人无法想象的福祉和便利。单说个听戏吧，现代人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想听就听，爱听谁就听谁，要何英就何英，那英就那英，手指头动一动，就能请出个霉霉来，不远万里地为你唱歌。古人就没这样的听戏自由，要听戏，非得进戏院，赶场子。大户人家有钱，可以任心，自家给个戏班，听戏就方便许多。俺老祁家就给过戏班，牛皮吧？
明末梅墅祁家是个戏迷之家，老太太爱听戏是自然的，老太爷的澹生堂图书馆中收有众多戏剧的剧本，彪佳在这个基础上再广泛收罗，潜心研究，编写了《远山堂剧品》、《远山堂曲品》两部戏剧研究专著，还编著了《玉节记》、《鱼佛儿》两部传奇。堂兄祁止祥是个戏剧全才，编剧、导演、作曲、表演，样样精通，几乎是绍兴的阮大铖，让大才子张岱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家是有戏班的，其中有一个叫阿宝的艺人，技艺尤为精湛，被祁止祥视为至宝，天天随身携带，形影不离，像带个MP3似的。张岱说“止祥去妻子如脱屣耳，独以娈童崽子为性命，其癖如此。”
祁彪佳本房的戏班是由长兄祁麟佳搞起来的。麟佳长彪佳二十余岁，长兄如父，两人感情十分好，他是彪佳的启蒙老师。麟佳也雅好戏剧，著有《太室山房四剧》，麟佳亡故后，彪佳为了纪念他，“洒泪授梓”，把它刻印了出来。麟佳考运不佳，考了二、三十年，只考中了个秀才。中年以后，功名之心也就淡了，开始以声色自娱，置办了戏班。这点上与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很像。张耀芳天资极佳——状元的孙子嘛，遗传基因摆在那里——又酷爱读书，读了四十余年书，只捞到了一个举人，却把眼睛读成高度近视。张岱的母亲陶太夫人看着心痛：“你省省吧，不要读这些捞什子的书了，再读下去眼睛要读瞎哉，还是弄个戏班，听听戏吧，看美女总比看竖排的繁体字养眼。""遂兴土木，造船楼一二，教习小傒，鼓吹剧戏，一切繁靡之事，听先子任意为之。”
崇祯二年（1629），祁麟佳英年早逝，留下的戏班老太太作主，交给女婿福全峡山的何芝田打理。何芝田一接手，就出了事情，有一个叫谢丑的戏子称其父生病要回家探望，临走时结清了工资，还借了二十两银子作盘缠。谁知这个谢丑一去不还，投靠了湖州费姓土豪家。何芝田访得消息，派家人到湖州去催他回来，谢丑不仅不肯回来，而且“复倚豪有力，且詈且殴，家人几不能归"。反了天了， 老太太听闻此信后，一则忧虑以后听不成戏了，二则肉痛办戏班花的这么多钱都打水漂了，气得吃不下饭来。祁彪佳只好出手干预此事。他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湖州费家，请他放人；一封给在苏州做通判的姨夫张联芳（也就是张岱的二叔），求他把谢丑的家人扣起来，“乞严拘其父兄，立以严限，期于必得”，由此可见祁麟佳办的是昆曲班，昆曲发源于苏州，唱昆曲的多为苏州人，就象现在唱越剧的，也以嵊州人居多一样；第三封给苏南名票彭天锡，请他在苏南演艺界打听消息，造造舆论，告诉人们，不是我祁家不仁，而是他谢丑不义，让谢丑在演艺界“社死”。此事最后的结果是张通判在苏州拘了人，湖州费员外很客气地送回了人，发还了“班银”，事情很圆满地得到了解决，可见祁御史的影响力还是刚刚的。但是，你收得了他的人，却收不了他的心，这个谢丑过了一段时间后又逃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另外几个伶人。第二年，祁彪佳在给他的表兄兼连襟兼亲家翁的张介子的信中说：“向以优人之逃烦渎老姨夫，不意前者未获后者继之，要亦此辈之常态耳。弟以蓄优为越惫俗，且非草土之人所宜，言而复恐再渎之取罪也，故昨何姐夫申恳，而弟不敢致一字，百不尽言，统乞仁兄婉致为祷。”何姐夫想故技重演，请张姨夫再次拘捕谢丑的家人，以此要挟，祁彪佳却不愿意了，觉得这样搞下去不是一个事儿，所以没有再写信给张联芳，只是在给他的儿子的信中提及此事，意思是说你去告诉你爸爸，叫他看着办吧。 伶人潜逃在万恶的旧社会是时有发生的。《红楼梦》中就写到过此事，忠顺亲王府中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逃掉了，王府打听到琪官与宝玉“相与甚厚”，是朋友，所以派人到贾府来问宝玉，害得宝玉被他老爸打烂了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