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路走来，我的半生光景，皆与通信事业深深相融。
从人工话务台清脆的摇铃，到自动化机房长明的指示灯；从守着磁石机转接音讯、牵起声声牵挂，到骑车巡线、登杆抢修，奔走乡野街巷守护线路，再到深耕光缆、联通千里信号——一缕细线，系住了我全部青春。
我亲历过拨号时代的缓慢郑重，也尝尽一线运维的风雨奔波。烈日寒霜里架线排障，步履踏遍乡土，只为守住万家通信畅通。
那些坚守与辛劳、汗水与荣光，那些朴素踏实的旧日时光，如今忆起依旧温暖清晰。半生相伴，我亲眼见证祖国通信事业日新月异、翻天覆地。这份扎根岗位、与线路相守的岁月，便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珍藏。
第一章 手摇声声起：话务台前的青春岁月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寒风卷着乡野间的枯草碎屑，刮在脸上凛冽刺骨。我刚二十出头，一身青春热气还未散尽，便接到前往马鞍公社电话交换所报到的通知，那身尚未上身的绿色邮衣，成了我对这份新工作最初也最朦胧的向往。
第一次推开马鞍公社西侧那扇墨绿色木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台足有半人高的六十门磁石式交换机。它像一头沉默的巨兽，静静盘踞在总机室中央，面板上密布数十枚锃亮圆孔，每孔旁都悬着一枚可扳动的小铜塞，泛着温润的旧光；那些插塞绳的孔洞黑黝黝深不见底，仿佛一头连着乡土烟火，一头牵着乡野之外所有未知的远方。
总机台前，话务员李师傅身姿端正、气质沉稳，一身整洁工装更显精神干练。她戴着耳麦专注值守，眉眼沉静有神，一手飞快扳动铜塞，一手握笔在记录单上“唰唰”疾书，口中传出清晰温和的应答：
“您好，总机，请问要接哪里？”
那声音带着一种神奇的力量，穿透电流的滋滋杂音，径直熨帖进人心里。
我便是在这一声声“咔嗒、咔嗒”的清脆声响里，正式踏入了我的邮电生涯。
迎接我的，是所里负责人茹主任。他身形敦实，面容和煦，言谈间透着电信人特有的干练与亲和。几句寒暄，便知他身怀多技，是位不折不扣的实干家。他热情地引我走进办公室，细数所里的人和事，脉络清晰，如数家珍。话至深处，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你的任务，就是守好这台总机，守牢全公社二十二个大队，还有沿街供销社、粮站等四十五部电话。这一根小小的塞绳，担着全公社社员的信息传递，半点马虎不得。”
第二天，我便跟着李师傅学艺。
她坐在我身后，两副耳机分连两人，一字一句教我辨认塞孔，一招一式带我练习接续。不过一周，我便记熟了总机接续的全部流程，开始独立排班上岗。
茹主任笑着夸我学得快。不出两周，我便正式顶班，成了一名独当一面的话务员。
第一次值夜班，我整夜合不上眼。
一排四十瓦日光灯，把总机室照得亮如白昼。配线机房里巨大的电流声“嗡嗡——滋滋”作响，在寂静夜里格外清晰。
后来夜班值得多了，才慢慢习惯这刺眼灯光与不绝于耳的嗡鸣。只有电话停歇、无接续任务时，才能靠着椅背勉强小憩片刻。
白天值班更是连轴转。
吃饭都是轮换着往公社食堂赶，草草吃过便匆匆奔回机房，生怕错过哪一声急促的铃响；夜里躺在床上，总机的“咔嗒”声仍在耳边萦绕，连梦里都在寻找正确的塞孔，双手下意识地做着插拔铜塞的动作。
可就在这忙碌琐碎的工作里，自有一种沉甸甸的神圣与庄严。
我深知，手中这细细的塞绳，连着远方亲人盼报的平安，田埂上突发急病的求助，连着公社里紧要的生产通知。
每一次清晰接转，每一份准确电报，都像在这片乡土的血脉里，注入了新鲜又满是希望的血液。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工人，他常对我说：“吃公家饭，就要对得起公家的事。”
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像一颗种子，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
每日守在总机前，望着那密密麻麻的塞孔，仿佛面对的是一扇扇通往全国各地的门。
在过去，每一次电话的成功接通，其背后的复杂程度，都远超当下人们的想象。
彼时用户需要摇起“摇把子”电话，先接通公社交换总机台，由我接听来电后，第一步就要快速精准判断通话类型，区分是本公社市话、本县农话，还是外地长途电话，再开展后续接续工作。
如果是本公社内部的市话接续，操作流程相对直接，只需将塞绳分别插入主叫与被叫对应的插孔，依次完成振铃、等待对方应答、用户挂机、线路拆线等步骤，整个过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可一旦是本县农话或是外地长途电话，接续流程就会变得繁琐许多。需要先将线路转至齐贤区级话务台，仔细记录通话相关信息，区级话务台话务员再进行台席分派，依靠农话台或长途台逐一接力，通过多方紧密协作，层层转接后，才能最终成功接通电话。
清晨的第一个电话，多半是粮站催促生产大队送粮的通知；晌午时分，常是公社卫生院急着联系区里医生的求援；傍晚将至，又可能是哪个大队的书记要汇报田间工作。
起初，我的手格外笨拙，在错综复杂的塞绳与塞孔间来回摸索，稍一忙乱便急出一头汗。
要听清用户带着浓重乡音、又被电流杂音割裂的诉求；要迅速准确地将塞绳插入对应孔洞、扳动正确扳键；还要在话单上记清时间、号码、事由——
手、眼、耳、脑必须同时并用，一刻也不敢松懈。
每天接转电话少则几十次，多则上百次；再收发几十份电报，对着泛黄的电码本，将枯燥的“嘀嗒”声译成一个个或喜或忧的汉字。
忙到极致，连喝水、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
一个班下来，耳朵被电流震得嗡嗡作响。原本觉得神气的耳机，戴久了竟像套了个紧箍咒，勒得耳根生疼。
记得有一次值机，上午公社的沈主任要我接转下面二十二个大队。
他常来电话，声音我早已烂熟于心，便脱口问道：“您是公社的沈主任吗？我马上接转二十二个村，请听好，沙地村来了。”
他满是惊奇：“你好，你认识我？”
我哪有闲心闲谈——不过是几百次接转练出的耳力，只为少一句询问、快一分接续。
见我不再言语，他在电话那头自言自语：“哎，总机里这个小年轻，怎么一听就知道是我呀。”
那时的值守，姓名、单位、受话方、通话时长，一样都不能错。
姓氏误，单位混，都会酿成计费失误，辜负电话用户的信任。
上日班时，碰到远方打来的长途电话，便是最磨人的差事。
这类电话要经北京或上海转省会，再转市里、县里、区里，经多台总机层层接转，往往要等上一下午甚至一整天。
若是找县城单位，还算容易接通；若是找公社下面的大队，多半会遇上“对方无人接听”。
可我们从不会轻易放弃，总要一遍遍呼叫、一次次转接，心里只盼着能帮用户连上那份远方的牵挂。
那时我总偷偷想：什么时候，家家能有电话就好了，再也不用为一通电话熬上这么久。
有天刚吃完晚饭，公社建筑队的郑队长像往常一样赶来挂长途，目的地是湖北省十堰市东风轮胎厂，那里有他们派出的施工队正在搞建设。
我热情地引他坐下，泡了杯热茶递给他，让他慢慢等候。
那时的长途电话全靠人工磁石交换机转接，一通电话要经五六个甚至十来个话务员协作，还要实时盯着线路，应对中途中断的问题。
我填好长途受理单，将塞绳一端接入区总机目标插孔，对着话筒轻声呼叫：“沈班长，您好，请帮我转接湖北省十堰市东风轮胎厂。”
我和沈班长的初次相识，是进所半个月后去区总机参加话务员培训。
他四十上下的年纪，眼角几道细纹——不是岁月松弛的痕迹，而是长年盯着交换机、凝神专注刻下的印记。
他的手指在面板上平稳移动，应答、处理、转接一气呵成。声音透过话筒传出，是被岁月磨洗过的沉稳，清晰又有力。
约莫两个多小时，沈班长终于传回消息：十堰那边的电话接通回叫。
我立马叫郑队长接听。隔着千里电波与工友对话，他眼里的欣喜藏不住，我心里也漾起满满的成就感——
认认真真完成了电话受理、转叫、接通的全套流程。
每到月底，便是我最忙碌的时候。
把每天记录的通话单按大队、社办企业、供销社、粮站等逐一统计汇总，开票、上门收费，有的还要跑街上的信用社办理托收。
踩着乡道的泥土路送账单、收话费，接过大队会计递来的零钱，心里满是踏实。
七月暑天，酷热难当。
总机房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中午连水泥地板都烫脚。那时没有空调，只有两台老旧电风扇吱呀转动，吹出的风都是热的。
我们只能往地上泼水降温。汗珠顺着额头、脖颈往下淌，上衣湿透了紧紧贴在背上。手不停扳塞、嘴不停应答，像在战场上冲锋，连话单都被汗水浸得发皱、墨迹晕开。
铁桶里的凉水很快见了底，可手里的活，一刻也没停下。
第六丝织厂是马鞍公社里办的第一家社办企业，建在三峰状若骆驼背的驼峰山脚下。厂区开阔规整，厂里装着一台内部交换总机，和我们所里连着一条中继线路。
那是一个静谧安然的夜晚，窗外清辉月色温柔似水，沉沉夜色里，漫着乡野此起彼伏的阵阵虫鸣。周遭万籁俱寂，连晚风都放轻了步履，悄然拂过街巷。
倏忽间，一声细碎的“嘀嗒”轻响传来，38号呼叫信号牌缓缓垂落。我手法娴熟地插拔插塞接通通信线路，耳畔的耳麦中，当即传来一缕清甜温润的女声，温婉柔和，恰似溶溶月色，又如婉转清歌缓缓漫来。
“您好，麻烦转接绍兴第一丝织厂。”
趁着接线空闲，我心底鼓起几分勇气，轻声询问起她的姓名。
听筒那头传来浅浅笑意，她柔声作答，名唤周明娟。原来是丝织厂值班话务员临时有事，她便前来顶替值守夜班。
我亦连忙轻声报出自己的名字：金永伟。
两人隔着一线电波淡淡寒暄几句，语气温柔平和，而后轻声道别，挂断了通话。
那一夜，我心绪翻涌，彻夜辗转难眠。脑海之中一遍遍描摹着她佩戴耳麦值守的模样，满心皆是满心欢喜的期盼，日夜盼着能有幸相见。
待到月底核对账务之时，我主动请缨，揽下了送往第六丝织厂对账送单的差事。
茹主任一眼便看穿了我的心思，唇角噙着了然浅笑，轻声打趣道：“往后寻个机会，我带你去那边总机室交流学习。”
自此往后，我日日翘首以盼，满心等候着茹主任带我前去赴约。
奈何这份藏于心底的小小期许，终究还是落了空。
短短半月光景，周明娟便顺利考取乡镇广播站，辞别了第六丝织厂，奔赴了新的前程……
（待续）
